1948年2月28日，西北野战军赢得了宜川的大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刘戡29军。这次胜利让西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大捷之后，彭德怀司令员发出嘉奖令给关中地委，特别让关中地委书记兼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赵伯平带上军分区参谋长蒙定军，一起参加在白水县五庄镇召开的西野前委祝捷大会。

大会结束后，彭德怀亲自表扬了蒙定军：“你们提供的情报很及时也很精准，对作战帮了大忙。有了这么快又准的情报，十五六年内就能解放大西北了。”他还提到：“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很多，但我们还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比胡宗南的更强大。”

蒙定军在情报工作中努力搜集和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为作战指挥提供了重要依据。他的努力让战局变得更加明朗，也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胜算。正因为他的勤奋和敏锐，彭德怀才会如此高度评价他的贡献，认为他提供的情报非常关键，为未来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独自深入敌后，作为三十八军的卧底，在暗中展开行动。

1928年5月，只有15岁的旬邑县宝塔小学学生蒙定军，在崔廷儒和崔维峻的带领下，坚定地加入了旬邑农民起义的浪潮中。不过，这场暴动很快被镇压，参与起义的学生们，包括蒙定军，纷纷归家躲避风头。

到1929年春天，听说崔维峻已经回到县城，担任教职的消息后，蒙定军立马跑去找他，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愿望。同年九月，蒙定军在崔廷儒的委托下，前往甘肃泾川县，加入了冯玉祥部下杨保诚的队伍，开始从事兵运工作。

1930年初，蒙定军等人趁着蒋冯阎中原大战和陕西军阀内部矛盾的机会，试图煽动原冯玉祥部孙策轩团屈耀亭部搞兵变。兵变失败以后，蒙定军和伙伴们各自分散突围，返回了家乡。

1931年5月，蒙定军在崔廷儒亲自带领，与崔维峻一同赶赴甘肃平凉，潜入孙蔚如的陇东绥靖司令部。从那以后，蒙定军在这片敌人的营地里，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潜伏生活。

蒙定军一到平凉，孙蔚如已经带着十七师占领了兰州，平凉只留下了个绥靖司令部。因为蒙定军有文化底子，被安排在司令部里负责文书工作。

要说值得一提的是，杨虎城手底下这支部队，在1932年前叫十七路军，从1932年开始改名为三十八军。虽然部队番号换了一波又一波，但真正的核心力量还是只有一个师，那就大家都知道的十七师嘛。

1933年春天，蒋介石调动孙蔚如领导的三十八军赶到陕南去，搞围剿红四方面军。在这期间，蒙定军靠着担任三十八军军部参谋处司书的身份，偷偷收集了军用地图，还有胡宗南在陕甘、陕南地区的兵力布置、碉堡建设等重要的军事情报。

这些情报经过旬邑老乡、我党党员崔维峻整理汇总后，再由地下党员武志平秘密传递给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这份难得而宝贵的地图，成为当时红四方面军唯一的正规军用地图，被徐向前元帅视若珍宝，长期用来指挥作战。

1936年初，为了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蒙定军又向上级崔廷儒提供了十七路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非常详细的情报，还顺带送上了一份关于陕北、关中、陇东地区的军用地图，这些地图对红军来说非常紧缺。那时候，红军正忙着筹划向山西发起东征以及向宁夏西出的大规模行动。从蒙定军交来的情报中，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十七路军不愿卷入内战，也不会从关中向陕北发动攻势，所以可以毫无顾虑地集中全部力量，推动东征和西出战略。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不断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摩擦，胡宗南更是虎视眈眈，想搞个“闪电战”攻势。蒙定军多次将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情报，包括部队部署、番号兵种、武器装备、指挥官姓名等核心信息，交给陕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王国同志带回省委，或者在情况紧急时直接派人送到边区，甚至还借地下电台传递情报。

除了这些，蒙定军还把原三十八军一〇二团的团长黎子淦发展成了中共党员。黎子淦交际广泛、善于应酬，在老家三原县很有名望。在蒙定军的指引下，黎子淦积极收集国民党在三原、泾阳、淳化、耀县等地驻军，以及国民党保安团在边区附近的驻兵情况。

1945年7月，黎子淦利用各种关系，顺利掌握了国民党正规部队准备攻打我军爷台山的情报，还及时把敌军的兵力布置、番号、装备，以及进攻边区的时间和路线等重要信息送到我军手里，这在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蒙定军在十七路军和三十八军的那段时间里，潜伏了整整17年，为我党我军搜集情报。他的信念和努力，从土地革命战争，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贯穿其中。

他巧妙地假扮成“卧底”，成功渗透到胡宗南的核心圈子里。

1938年夏天，陕西合阳的才子杨荫东，应中共中央的安排，加入了三十八军。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浪潮中，他再次接到任务，凭借出色的表现顺利考取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后来还进入国民党步兵学校学习，并在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连续深造了两次。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不少国民党高层将领，逐步从一个地方普通军官变成了“中央系”的精英分子，融入了主流的核心圈子。

1946年，周恩来指示三十八军工委，派出可靠的党员干部，渗透到胡宗南的部队里，组建西安军事情报组。蒙定军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杨荫东这块潜力无限的“好钢”，于是他没多犹豫，安排了一套细致的战略部署。

蒙定军叮嘱杨荫东要与三十八军以及所有的旧识保持断绝联系，充分发挥在军校时期的同窗和教官关系，加深自己在“中央系”中的影响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对“党国”忠诚坚定的精锐战士。

同时，蒙定军安排与杨荫东有过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安全撤回边区，防止有人叛变或泄露机密，免得之前的努力白白浪费。

1946年8月，蒙定军巧妙引导杨荫东，借助曾经的恩师——国民党西北行辕专职副参谋长刘任、行辕交通处少将处长郑士瑞以及参谋处中将处长等人的帮助，顺利融入国民党西北行辕，担任参谋处联合作战少校参谋，为日后“增值”，等待机会潜入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的核心部门。

到那个年底，十二月的尾巴上，蒙定军偷偷给杨荫东写了封秘密信，叮嘱他“一定得马上回西安”。其实，蒙定军利用自己在西安广泛的人际关系，搞到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胡宗南正忙着准备攻打边区，为此特别任命原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为国民党西北补给区的中将司令。这个补给区是刚成立的机构，缺人紧，急需补充人才。

就在这个时候，周士冕也在通过他的老同学曾潜英打听杨荫东的消息。早在1945年，作为第四集团军司令孙蔚如将军副官的杨荫东，在重庆陆军大学的将官班里帮忙完成过一次战术作业，因而赢得了周的好感。现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周司令一想到这位昔日的老同学，便准备联系他。

1947年春节的时候，杨荫东被周士冕派去，担任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的少校参谋。第七补给区的任务是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这些地方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

杨荫东一到任，我们党就掌握了那一带几十万国民党部队的供应情况、补给安排，还有行动计划的详细情报，为我党制定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情资支持。

把胡宗南的兵力调转防线，跟彭德怀那边同步调配，好让整体部署更协调。

杨荫东潜入敌人补给区之后，把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安排，以及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指挥官姓名、驻地和装备情况等重要信息，第一时间都送到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由此，胡宗南军队在地图上23万兵力的每一次调动，彭德怀的军用地图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把胡宗南主力向绥德、米脂推进、试图逼迫我军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通知了我西北野战军。一收到情报，我们就派出一支小部队假装主力，制造出溃败的假象，反而使敌人追得更紧。

这时候，彭德怀把西北野战军的主力藏好，等敌人大军向北撤时，凭借三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在4月30日包围了敌人驻扎的蟠龙镇。5月2日，战斗打响，两天激烈争斗后，歼灭了敌一六七旅，还擒获牛俘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大量粮草、几万套夏衣和其他军需物资。

1947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杨荫东提供的胡宗南军事调整方案，迅速调整了兵力布局，采取了“西野主力南下，将战线拖长到敌占区，配合陈谢大军行动，让胡宗南无法兼顾南北”的战略安排。

1948年2月，胡宗南部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带领两个整编师，总共2.4万人，从宜君、洛川一线向宜川推进，打算阻挡我军南下的步伐。

彭德怀急电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要求在三天之内，把刘勘这次军事行动的计划、意图、部队编号和兵力部署情况、兵员组成以及武器装备详细查清，然后汇报到西北野战军前委。

杨荫东按照指示，迅速把情报传出去，然后由地下交通员孙光明递交给赵伯平，再由赵伯平转交给彭德怀。

彭德怀看到情报后，立马安排兵力，制定了围点打援的方案，一部分部队包围宜川，主力则在宜川西南的瓦子街设伏，终于赢得了扭转西北战局的宜川大胜。

到1949年，胡宗南的军队在西北战场上节节败退。杨荫东按照蒙定军的指示，继续潜伏在敌方内部。蒙定军吩咐他说：“胡宗南往哪个地方撤，我就跟到哪个地方，和补给司令部一块走。”

于是，“杨少校”陪同胡长官，从汉中一路退到四川的剑阁，一直到剑阁解放那天。

杨荫东在胡宗南身边混了三年多，为西北野战军送去了不少关键情报，可始终没被发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蒙定军这个“幕后操盘手”眼光特别准，前期准备得细致到位，慧眼识人，安排得妥妥帖帖。

隐蔽战线的工作具有高度的隐秘性、复杂性和危险性，要求工作者具备坚定的信念、超常的胆略和智慧以及随时应变的能力。其中，信念和胆略是最重要的。正如蒙定军在给陕西省委写的思想总结中所言：

经历了旬邑起义和白色恐怖的洗礼，我的革命信念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对事业的决心也更加坚定。无论是在抗日前线的战场上，还是在敌人营垒中，我从未灰心丧气，也从未胆怯过。

1988年5月16日，蒙定军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