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贺龙同志健在，我常怀想，凭借他坚韧的意志、健康的体魄和豁达乐观的性情，若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与医疗保障，远离残酷的折磨与毒害，他或许能安享今日。设想他目睹林彪背叛祖国、兵败如山倒；“四人帮”罪孽深重、终遭覆灭，他定会感到何等的欣慰！若他能加入新长征的队伍，再续征程，想必他会无比喜悦。然而，这一切，他皆未能亲历。他被林彪、“四人帮”等邪恶势力残忍夺去了生命。

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伊始，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委派专人至贵州寻访于我之时，便已吩咐我详尽记录贺龙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中所遭受的一切。总理曾言：“贺龙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独你一人陪伴左右，他倾诉了诸多心声，望你务必如实记录，以便上报党中央。”

贺龙元帅夫妇

总理所赋予我的这项重托，成为党交托于我的一项重大使命。我有责任也有愿望去完成它。我深知，贺龙同志不仅是我个人的至亲，他的哀伤与愤怒亦非我一人独有。作为他的战友与伴侣，作为与他一同遭受迫害的患难之交，作为阶级敌人犯下那桩血腥罪行唯一的见证者，我有责任将贺龙同志那段生活的真实情况如实记录，并向党和人民汇报。

痛楚记忆犹新，而追忆往往添增伤痛。执笔之际，那两年半的光阴，那八百七十二个日夜，宛如昨日重现；每思及那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无不让人心碎。思绪涌动，笔尖流淌，泪水频洒稿纸，迫使我不时搁笔。如此一思一写，时而停下，时而继续，断断续续地记录下了那一段终生难忘的时光。

一

1966年，疾风暴雨席卷而来。

九月十四日的午后，贺龙同志步履匆匆地归家。我手持几份文件趋前相迎，他却并未立即翻阅，而是安坐于沙发之上，悠然地吐着烟雾，那平日里挂在脸上的笑意已荡然无存。

“竟诬陷于我。”他语气中带着一抹嘲讽，嘴角勾起一抹冷意，“然而，却终究未能得逞！”

“是否应该与他们沟通？”毛主席摇头，指着信说：“有何可谈？我自认是你的‘保皇派’。”九月初，毛主席再次告诉贺龙同志：“问题已解决，无需忧虑。”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时，毛主席亲切地与贺龙同志打招呼，邀请他坐至自己身边，贺龙同志遂坐于毛主席身旁。

然而，心怀坦荡、心地纯良的贺龙同志，又怎能料想，正当他与毛主席进行亲切交谈之际，一股凶恶的暗流竟悄无声息地向他涌来。

两天后，即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突然闯入清华大学，与我们的儿子鹏飞进行谈话。她语气凶狠地宣称：“你父亲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里掌握着相关材料，你转告他，我即将对他采取行动！”紧接着，她又说：“你母亲也不是什么好人！”在随后的一次群众接见会上，江青再次发表言论：“贺龙存在问题，你们应当起来反对他！”在这邪恶势力的煽动下，一股恶浪席卷而来。众多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与贺龙共事的战友遭受了批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指为“贺龙的裴多菲俱乐部”，名单四处张贴。街头宣传车也高呼着“打倒贺龙”的口号。江青还指使他人抄家，抢走了大量机密文件，庭院中挤满了围攻的人群。

“难道我不深知群众的心意？难道群众不了解我的立场？！”我提醒他，“您还是应该先向总理请示。”贺龙同志回应道：“那就按照总理的指示行事吧！”

“若想吃什么，尽管写下，厨房的工作人员自会准备。”总理尽管公务繁忙，有时也会让人将他的饭菜送至我们的住处，以便在用餐时能与贺龙同志交谈。即便遇到孩子们，也会细心询问他们的近况。总理对我们一家关怀备至，让贺龙深感触动。他感慨地说：“总理，您真是对我们的两代人都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

“我想你初来乍到，可能不太适应新环境，这段时间不妨多读马列著作与毛主席的经典论述，同时练习毛笔字。”他勉励贺龙同志：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与周恩来

贺龙同志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并特意请我记录下总理的指示。他已下定决心，以实际行动践行总理的教诲，待到金秋时节再向总理汇报。然而，他怎么也未曾料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聆听总理的声音；这次会面，竟成为了两位携手并肩战斗了四十载的战友的永别！

二

1967年1月19日凌晨三点，总理亲自派遣人员将我们二人秘密送至京郊山区。为确保我们的安全，总理严格下令保密，并在途中精心安排更换交通工具，同时禁止携带任何工作人员。

贺龙、薛明被软禁于西山。

这所平房院落坐落于山腰之上，除却负责守卫的战士，唯有贺龙与我二人同处其中。

“长大了要当兵。等仗打完再相见！”话音未落，便驾车离去。全国解放后，尤其是来到北京之后，党和国家赋予贺龙同志的责任愈发沉重，他日夜兼程，忙于繁重的军政事务。平日里，他往往清晨即起，夜晚才得归家，或是长时间外出开会、巡视。如今，我们终于得以朝夕相伴，然而，这份相守却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定居下来固然不易，然而适应此种生活方式更是挑战重重。接连数日，贺龙同志要么在室内徘徊，要么倚靠窗前沉思默想。他的食量有所下降，睡眠质量也日渐欠佳。有时，他会突然感慨道：“若能返回工作岗位，协助主席、总理处理一些事务，那该有多好！”

我深知他的心境。那如同烈火般炽热的性格，一个在激战与繁重工作中磨砺了大半生的老战士，突然间远离了群众、远离了工作，被隔绝于这偏僻的山沟之中，对他而言，这无疑是难以承受的。然而，当他回想起总理的教诲，他的情绪终归渐渐平复。

他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每天，按预定的时间听广播、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习写毛笔字。白天排得满满的，晚上，我们两个人坐在灯前，交谈学习心得。一册大字本《毛泽东选集》，上面划满了许多他特有的标记；用大字书写的语录也积了厚厚的一叠。这些由他精心选择的语句，这些用工整的笔划写在旧报纸上的、墨迹淋漓的大字，饱含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当我把它们一张张收集好、保存起来的时候，他奇怪了：“我写得又不好，保存下来有什么用?”我说：“将来留给孩子们，作为我们的‘传家宝’！”大概这个想法很使他高兴，他抹着胡须，满意地笑了。

接连不断的报道中，上海的“一月风暴”事件让贺龙同志心绪不宁。他语气沉重地表示：“上海这股权力争夺的风越刮越猛。他们究竟是在争夺谁的权力？这些老同志们曾伴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们理应掌握无产阶级的权力，却有人要剥夺他们！”对于四川省的夺权事件，他提及了几位同志的名字，这更加激起了他的愤慨，他言辞犀利地说：“称他们是‘独立王国’确实有针对性。要对付我，就直接来吧，为何要找替罪羊？我无所畏惧！”

近几日，谈及对老干部的批判，他常常痛惜地摇首叹息：“你看，那些被揪出来的，原本都是优秀的同志！经过一番筛选，竟然将许多好人逐出了党的行列！”

自二月伊始，他的思考愈发深沉，愈发频繁。时而，他细读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沉浸在沉思之中；时而，他在屋内缓步徘徊，凝神思索。一日，他忽然将一摞纸张推至我面前，仅淡淡吐出二字：“记录。”

他沉重地回忆了洪湖地区的肃反运动：从1931年到1933年，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大权，全面实施了一系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在此期间，党内和红军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实施了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甚至解散了各级党组织，导致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削弱。

这段悲壮的历史，在贺龙同志的心海深处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以至于三十年后的今天，提及此事，他的情绪依旧难以平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多少优秀的同志啊，他们忠心耿耿、能征善战、才干出众……却无辜被诬陷为改组派而惨遭杀害，那滩滩鲜血，无疑是惨痛的教训！”他回忆起段德昌、王炳南等众多同志的惨烈牺牲情景。我目睹，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的眼眶泛起了泪花。

谈及那次肃反运动中幸存的干部，如今却再度遭受批斗与迫害，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沉重：“将革命战友视作敌人，实属不当！务必阐明，务必让历史的教训深入人心！如今，我深切忧虑，恐有人重蹈覆辙！”

历经一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与回顾，三月七日，我终于完成了那份剖析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详述了那段历史背景，对王明路线的恶劣影响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总结了当年肃反运动扩大化以及取消党的领导所带来的深刻历史教训。

我协助他整理报告文稿，那些饱含深情的文字再次映照出这位革命老战士对党忠诚不渝的赤子之心。即便他已卸下工作重担，他的心依旧时刻牵挂着党的事业。凭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他已察觉到，在一片声势浩大的“革命”口号中，类似当年王明极“左”倾的错误思想已悄然滋生，且蔓延之势愈演愈烈。在这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疾呼警示：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他誓以自己的胸膛捍卫党的纯洁，保护那些在历史错误中幸存下来的战友和同志！

然而，正当他借历史上的惨痛教训警示世人保持警觉之际，那些潜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却暗中策划阴谋，历史的悲剧正以崭新且规模更大的形式重演，且愈演愈烈。林彪、“四人帮”犹如秦桧般残害忠良，在“风波亭”制造了冤案，他们硬是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一些老同志和贺龙的身上。卖国贼林彪在会议上恶语相向，诬称贺龙同志为“大军阀”、“大土匪”，还称其为“三反分子”。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总参会议上狂叫“贺龙意图发动反革命兵变”。二月二十二日，江青要求周恩来总理表态“将贺龙揪出来”，却被总理严词拒绝。她仍旧不依不饶，继续疯狂地展开对贺龙同志的诬陷活动。各种荒谬的“罪名”和离奇的谣言接连涌现！一会儿称“二月兵变”的计划和“班底”已被查获，甚至连“参谋长”的身份也已被锁定；一会儿又声称贺龙已乘飞机逃往苏联……株连不断扩大，迫害愈发残酷，那些当年在洪湖肃反扩大化中幸存的老红军战士，那些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那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甚至湘鄂西老根据地的群众，都遭到了种种罪名加身，遭受了残酷的监禁与拷打……

情形竟荒谬至此：正当这起冤案被巧妙构造之际，在广为传说的“二月兵变”中，本被指为案件核心人物的贺龙同志，却身处偏僻山谷，将赤子之心流淌的血液，化作浓情，向敬爱的党组织倾注他生命的最后一份重要汇报。

三

三月七日，贺龙同志将那份报告亲手呈交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紧接着，三月十一日，周总理派遣专人前来探望我们。来者传达了总理对贺龙同志健康状况的深切关怀，并告知我们，总理持续关注着我们的孩子们。除小女又明外，其他孩子均已找到，总理希望我们安心。

然而，夏日来临之际，林彪一伙竟敢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暗中对我们寓所下手，加紧了对贺龙同志的迫害。他们先是假借有人欲揪出贺龙同志，担心事情败露，便让不明真相的人拉下窗帘，剥夺了我们见光的权利；继而又将我们床上的被褥、枕头尽数收走。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不得不裸睡于冰冷的床板上，以手臂为枕。在饮食方面，他们也开始刁难，我们食用的米饭中砂石众多，只得向做饭的战士取米，夜晚戴上老花眼镜仔细挑拣砂石。贺龙同志无烟可抽，我便用几角钱请战士买来一包旱烟叶。他将纸条裁好，卷上烟末，用铅笔细心捣碎，再卷成烟卷，放入上衣口袋。待到吸烟时分，取出烟卷，撕去纸头，便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后来，随着迫害愈发严重，无法购买烟叶，我便将贺龙同志丢弃的烟头拾起，重新卷好继续抽。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所抽的烟都是这些烟蒂卷成的。

“务必做好思想准备，他们有可能将我们拆散。”

我惊愕之余，急忙回应：“怎能与你分别？若无人照料你，那怎么可以？”

“务必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啊！”他轻声一笑，“请安心，我自有一套应对之道，足以自保。”

数日之后，一辆吉普车缓缓驶上山来，载我前往配镜。当我戴上眼镜，重返屋内，却发现地面已打扫得干干净净，烟灰缸亦被清理一空，竹竿上晾晒着一件洗净的衬衫。我轻抚着那件湿润的衣物，眼眶不禁湿润——他似乎是想以此表达慰藉：“即便我们分离，我亦能自食其力！”

尽管我们已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然而遭遇的迫害之残酷，却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对方竟然连续四十五天几乎完全切断了水源，理由竟然是：水源供应存在困难。

面对缺水困境，我亲眼目睹安保人员却大量取水，却独独不向我们提供。在酷暑中，我们每日仅能分到一小壶饮用水。洗脸、漱口都成了奢侈，我强忍着干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仅有的一壶水。毕竟，他是一位年逾七旬的糖尿病患者，确保他能有口水喝是必要的。

在那段时光里，每当我醒来，便会迫不及待地奔向窗边，轻轻掀开窗帘，抬头望向那无垠的天空。看到几朵云彩悠闲地飘过，心中便涌起一片喜悦；一旦天降甘霖，我便迫不及待地将水盆、脸盆，乃至水杯都搬至门前，迎接那滴滴珍贵的雨水。

一日，骤雨倾盆，盆内积水迅速涨满。我们一起抬着水盆踏上台阶，忽闻他脚下一滑，“扑通”一声，他不幸跌倒，腰部扭伤。剧痛袭来，他被迫在椅子上卧床十八日，连大便都无法排出。无奈之下，我只好拿起氧气筒的导管，将肥皂水含入口中，为他进行灌肠；肥皂水的刺激烧伤了我的口腔粘膜。疲惫不堪之际，我只能趁他不备，偷偷啜饮几口雨水以解渴。

为了增添他养伤期间那难得的一瓢清水之趣，我特意请了一位战士购得了一角钱的茶叶末。我小心翼翼地将少许茶叶撒入他的茶缸之中，为他烹泡了一杯香茗。

“真美味！”接过饮品后，他小啜一口，细细品味一番，随后说道：“这口感中还有淡淡的茉莉花香，你不妨也来品尝一下。”

我轻轻抿了一口。他接着说道：“初尝为烟、再品为茶！后者的滋味更佳，你不妨先尝那一口。”

再品了两口，瞬间领悟了他的用意——他是在示意我多饮些清水。我意识到自己不宜再饮。毕竟，他是一位肩负党和国家重任的领导人，我有义务守护他的健康。于是我重新将茶杯递还给他。他却轻轻摇头：“你辛苦工作，经常出汗，难道就不感到口渴？难道你又要去饮那滋润万物的雨露？”

方才我才领悟，原来他早已识破了我饮用雨水的秘密。无奈之下，我不得不接连饮了两口，泪水却忍不住地扑簌簌地滴入茶缸之中。

在这一刻，无数与水相连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现心间！我回想起他不止一次提及的洪湖，在那波涛汹涌、浪涛翻滚的湖面上，他是否曾历经了数年的战斗岁月？我忆起那清澈的延河，在他率领五省联防部队捍卫党中央的岁月里，我们不知多少次沿着那潺潺河水行走。还记得几年前，他去探望登山健儿时，得知他们在攀登途中面临饮水难题，便严肃地叮嘱现场的一位负责人：“务必解决好他们的饮水问题！”在成功将五星红旗升至地球之巅的辉煌战役中，后勤战士们确实将水送上了海拔八千多米的营地……如今，他急需水的滋养，只需那么一丝水的滋润，然而林彪、“四人帮”却剥夺了他。他们折磨一个比常人更渴求水的糖尿病患者，显然是想让贺龙同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哎呀呀，瞧你这耳朵。”

耳畔有何不适？竟因久卧于地，疏于梳理与净面，耳内竟生出一层蛛网。难怪近期耳朵疼痛不已，心中不禁涌起酸楚。毕竟，我仍是个鲜活的生命，耳中却成了蜘蛛筑巢捕食之所。然而，我不愿触动他的情绪，便转移话题道：“你倒是在说我，自己看看吧！”

提及他那飘逸的长发与浓密的胡须。夏日炎炎，我的长发只需用一根麻绳束起，而他该如何应对？于是，我取来一把剪刀，开始为他修剪。我巧妙地将他的头发剪至适宜长度，并细心地将胡须修整至他往日的模样。——无论林彪之流如何残忍地迫害和摧残他，贺龙终究是那个独特的贺龙！

修葺完毕，他轻抚着自己的头发与胡须，满意地微微颔首，戏谑道：“嗯，这下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了。”

四

夏逝秋至，叶转金黄。

随着最初的一片金黄落叶自树梢飘落，贺龙同志便时刻忍不住地轻轻拉起窗帘的一隅，向外界望去。他凝神眺望着山脚那通往北京的蜿蜒公路，直至双臂因长时间举起而酸胀难忍，方才意犹未尽地收回视线。然而，不久后，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声响，于是又缓缓步至窗前。

每当此时，我的内心便会涌起酸楚。我深知，他始终铭记着年初与周总理告别时，总理所承诺的那句话：“待到金秋，我将亲自来接你归来。”

“贺老总，今年煤炭供应紧张，总理考虑到山区天气转冷较早，担心您会感冒。特命我来告知，已安排提前为您供暖。”如此体贴入微的关怀，总理始终挂在心头。然而，不久之后，可恶的林彪、“四人帮”彻底切断了总理与我们的联系。

枯黄的叶片纷纷扬扬，飘落之势愈发密集；诸多树梢已仅余光秃的枝桠，他卷起窗帘远眺的频率随之增加，凝望的时间亦愈发漫长。

夜幕低垂之际，他忽然发出惊呼：“瞧，车来了！”我赶紧趋前，凝神细观，却只见几盏路灯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生姿，并非车辆驶来。然而，我并未点破，便陪他一同凝望那漆黑无际的远方。

片刻之后，他终是识破了那并非车灯的光源。他陷入短暂的沉默，随后缓缓开口：“倘若总理未派人来，那便意味着总理已是无力回天。”

贺龙同志，一位情感深沉的杰出人物。在他那威震四方、气度恢弘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炽热如火的内心。这颗心宽广无边，承载着他所热爱的一切生灵；同时，它又细腻如针，洞察入微。如今，在与他珍视的一切隔绝之际，这份情感愈发浓烈，愈发深沉。

“南昌暴动，无论成败，我都要参与！若失败，我便上山！”他将枪支与自身一同献给了革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南昌起义，投身于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自那以后，四十年时光荏苒，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与日俱增。如今，当党内那些心怀叵测的野心家与阴谋家如风刀霜剑般逼近时，周总理再次挺身而出，保护于他。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老战友，怎能不让他时刻怀念呢！然而，我明显感受到，在这份深切的怀念中，他亦掺杂了忧虑。每当报纸送达，他总是急于翻阅，若不见总理的消息，他的心情便会变得沉重；直至再次看到有关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会舒展。这种情况，直至他离世，始终未曾改变。

“你还认得吗？快说话！”他点头，将毛主席像抱在怀里，用铅笔在纸上写下“毛主席”三个大字。随后，他被送往医院。医生称其为“诈病”，不仅未认真治疗，还对他进行了虐待。他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后，便再不愿住院。

一周后的夜晚，一辆吉普车将他送返。当夜幕低垂，万籁俱寂之际，他轻声向我透露了医院内的情况，提及有一位负责看守他的战士曾对他说，又有数位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名，被定性为“反革命”。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和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同志，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感情激动得很厉害，时而捶着床板高声叫喊起来，时而声音哽住，半天讲不出话来。

这一晚，他辗转反侧于床榻之上，迟迟无法安眠。

整整两年半的时光里，我与他共度了无数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他那胸中，对同志、对战友的深情，如同汹涌澎湃的波涛，此起彼伏，激荡不已。

不知何时起，他养成了审视名单的习性。每当报纸上报道一场盛大的活动，他便戴上那副老花眼镜，逐一审视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瞥见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的嘴角便会不自觉地扬起微笑。若发现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干部名单上空缺，他便不禁轻叹一声：“看来他们又遭遇了不幸，恐怕是被关押起来了！”随后，便会开始讲述这位老干部在战争年代的往事。此时，他的眼神略显迷离，话语中透露出无尽的怀念。而且，几乎在每一次讲述中，他都会加上一句：“又是与我命运相连的人。若能相见，真想代他表达一番心意！”

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那个特殊日子里，他情绪高涨，满怀自豪地讲述了军队的辉煌历史。从南昌起义的壮烈启程，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的胜利会师；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谈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从英勇无畏的抗美援朝，谈到捍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他激动地说：“这支军队真是无比可爱！只要这次劫难能够平安度过，将来若有战事，我们这些老同志仍可贡献力量！”接着他又坚定地表示：“如此军队，任何企图利用它进行阴谋的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必将自食恶果！”

他时常提及国家的建设、军队的发展，心中充满了对那些地域和那些人的深切怀念。在过去十几年里，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川河流，探访过众多海防哨所，见识过连队的食堂、战士的住处、运动员的训练基地。直至1966年三月，他依然在连绵三线的崎岖山路上跋涉。他深情地说道：“若能再次重返那些地方，再见那些地方的人们，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那是一个夜晚，雨声淅沥，他如往常一般，对我说道：“唤哨兵至走廊，免得他们被雨淋湿。”我贴近窗边，朝着守卫的哨兵呼唤：“同志，请至走廊，莫让雨淋湿……”待他得知战士们早已在走廊中避雨，他连声应道：“好，他们来了就好！”

在我们这个集体中，有一桩心事虽深藏心底，却鲜有人敢直面——那就是关于孩子的议题。贺龙同志对孩子怀有深厚的情感。尽管他对孩子要求严格，时常严厉批评，但那份爱意却愈发浓烈。我早已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孩子的爱愈发深沉。如今，我们已与孩子分别超过一年，他怎能不思念他们呢？至于我，作为母亲，对他们的思念和牵挂更是不言而喻。我的儿子、女儿，以及那些曾在我们家中成长的孩子们，他们如今身在何方？他们是否安好？他们的生活如何……尽管思念如潮，我唯有将其深埋心底，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流露分毫。——他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心灵已饱受折磨，怎能再在他那脆弱的心上增添痛苦呢？

终于，他揭开了我们心灵间的隔膜！在遭受压迫愈发严重之际，一个深夜，他突然低语：“不论长短，一把连根拔起，他们是要彻底铲除的。”我好奇地问：“又在想些什么？”他轻轻叹息，感慨道：“孩子啊，我也让你们无辜卷入其中了！你们所面临的困境，恐怕比我们还要艰难！”

贺龙、薛明及孩子们

“这样未尝不是好事。他们历经磨难，饱经世事，让他们经历一些挫折吧！”他语气温和而充满感情：“他们拥有希望。他们是党和人民的一分子！”

孩子，他们是革命的新生力量，由党和人民共同培育成长。记得孩子诞生的那年，正值日寇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实施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我军物资供应极其紧张。那时，关向应政委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组织上特意分配给他一小罐奶粉。然而，关政委却舍不得享用，他派人将这罐奶粉送给了我。他感慨地说：“我已无需这奶粉，留给薛明吧！她体质较弱，哺乳孩子定会缺奶。”当时，布匹同样匮乏，新生儿也只能穿与成人相似的粗布衣。朱德总司令得知此事后，便脱下自己的贴身内衣，让康克清同志为我孩子改制了一件较为柔软的衣服，并亲自送来。我们革命者，从未将子女视为私有，即便在风雨飘摇、与世隔绝的困境中，遭受种种误解和磨难，我们也只是渴望得知他们的一丝消息。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足以慰藉心灵。然而，这些消息又在哪里呢？

贺龙与孩子

当我踏入厨房的瞬间，目光便被案板角落的一个敞口信封吸引。信上写着“薛明妈妈收”，这个称呼久违了。我迅速抓起信封，转身疾步回到房间。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贺龙同志见状，惊讶地询问：“发生了何事？”

我说：“孩子来信了。”

“哎哟，这谁写的？”贺龙同志情绪高涨地问道。

的确，起初并未确知这封信出自何人之手。我拆开信封，竟是幼女又明所寄。她在信中写道：她过得很好，十分思念父母双亲。她还向我们透露：“哥哥和姐姐隐去了真实姓名，在海上船舶上辛勤劳作，表现卓越。即便面对八级狂风，他们亦能稳坐船舱，不感晕船之苦。船上的水手们对他们关爱备至……”

“我的幺女啊，我们的幺女来信了！”

在这简短的信件中，我们见证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这是唯一一封来自子女的来信，也是贺龙同志在世时收到的最后一封。自那之后，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他可能会突然询问：“那小女儿的信呢？快，读给我听小女儿的信！”

若孩子的每件事都如小女儿所描述的那般“完美”，那该是多么令人欣慰！我们多么衷心希望孩子们能过上平凡而幸福的生活。然而，他们出身于革命世家。面对林彪、“四人帮”这些集封建与法西斯思想于一身的势力，他们企图彻底铲除我们，又怎会容忍孩子们的生活“一帆风顺”呢？他们向孩子们身上泼洒了种种恶名与流言，四处搜捕他们。在鹏飞和晓明的努力下，他们将小妹妹秘密安置在一个老同志家中，然后两人夜以继日地逃离了北京，更名换姓，在津沪间的货船上辛勤劳作。所幸，周总理派人找到了他们，并将他们安全送回学校。

1967年十月，鹏飞不幸身患重病，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幸得陈毅同志仗义直言，方才使他得以入院治疗。然而，大病初愈，新的迫害便接踵而至。那名窃取公检法大权之人竟下达批示，以“企图外逃”的莫须有罪名，将鹏飞、又明以及其他许多老同志的子女一同送入“少年管教所”进行关押和审讯，长达半年之久。又明出狱后，与几位老同志的子女一同前往陕北插队定居。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就此放过他们。在一个漆黑的深夜，一伙人如同狼群般凶猛地闯入她们的住所，猛地扑灭了油灯，随即拳打脚踢，棍棒齐下。有的孩子被打得伤痕累累，又明的髋骨亦遭受重创。

这一切，是在后来我才逐渐明了的（庆幸的是，贺龙同志生前并不知晓这些细节）。然而，在那个时期，这位向来未曾为孩子们亲笔书写过信件的贺龙同志，却执起了笔端，开始给孩子们写信。在那些充满深情的信件中，贺龙同志勉励子女们要勇敢地经历革命的风雨洗礼，无论遭遇何种境遇，都要坚定地跟随党和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

自然，贺龙同志亲笔所书的那些信件，孩子们未能一封得见。他们永远也无法再收悉了。

五

在贺龙同志生命旅程的最后两年半，如同他辉煌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真挚情感，与他对于阶级敌人的憎恶与愤怒，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即便林彪、“四人帮”炮制了诸多荒谬绝伦的谣言，他们内心却充满恐慌，始终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妄加质疑。直至1967年底，我在厨房的台阶上偶然拾得一张绿色纸片，疑似油印传单，上面赫然印着“贺龙篡军反党”等字眼。贺龙同志瞥了一眼，嘴角轻轻上扬，淡淡一笑，言道：“他们高呼‘打倒贺龙’，而我绝不会自我推翻。我无罪可言，我仍将为党的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1933年，蒋介石派遣熊贡卿前往湘鄂西与贺龙进行谈判，具体是如何协商的？参与谈判的人员都有谁？最终达成了哪些协议？”

贺龙同志猛地将信掷于桌案，怒火中烧地大喝：

“他妈的，竟敢如此无理！竟要将我手下的士兵处以极刑！这分明是陷害，彻头彻尾的陷害！简直是畜生行径！”

对贺龙同志的激愤之情，我深表理解。此问无疑卑劣且险恶。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下，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遇了巨大的挫折，红军的兵力从一万五千人锐减至不足三千。1933年12月，蒋介石不仅调集重兵围剿，还亲自指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假借“早年友好”之由，企图游说和策反贺龙同志。贺龙同志在接到熊贡卿的来信后，立刻看穿了敌人的险恶用心，并将其视为对个人极大的侮辱，随即向湘鄂西中央分局进行了汇报。为了查明敌情，分局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熊贡卿透露情况后，贺龙同志迅速下令将其逮捕。在从茨岩塘至桑植的途中，贺龙同志当众揭露了熊贡卿的罪行，并下令将其枪毙。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贺龙同志对党的忠诚和坚定不移。当时在场的上千名红军战士，都见证了这一幕。事后，贺龙同志和湘鄂西分局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了此事，相关材料也一直保存在党的历史档案中，白纸黑字，证据确凿。然而，现在竟然有人恶意诬陷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那个与林彪、“四人帮”沆瀣一气且权倾一时的“顾问”，在1968年5月16日也曾胡言乱语，称贺龙“历史上就有投敌叛变行为，现在恐怕也难保无疑”。他要求“对现行和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具体落实”。这些阴险狡诈的阴谋家，竟将贺龙同志的历史功绩颠倒黑白，妄图将其陷于不义。

在战场上，贺龙同志面对着敌人的子弹他眼睛都不曾眨一眨，现在，这个用最堂皇的革命词句装璜起来、盗用了党的庄严名义射来的毒箭，却把他那颗赤诚的心给重重地伤害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来，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

“他们要是叫我签字划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他都被怒火烧灼着，烟吸得很多，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那步态，那神情，简直象一只受了伤的雄狮，使我看一眼就心如刀铰。晚上，他忽然说话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情，却谈起了过去。他谈到：一九一六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拉起了最初的那支打富济贫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驱赶了敌人派来的“说客”，处理了部队的反动分子，掩护了被追捕的共产党人和农协会员，然后，坚决执行觉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脱下了将军的马靴，穿上了草鞋，和周逸群等同志带着几支手枪路过洪湖，攻打反动民团，缴了几百支枪。他把枪留在当地组织游击队，然后回到家乡桑植一带，发动农民起义，几经失败和挫折，终于组织起红四军，创建了湘鄂西红色根据地。他谈到了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也谈到了艰难的方里长征；谈到了在王明路线时期，自己怎样处于被排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又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使革命减少损失；也谈到了在张国焘搞分裂阴谋的面前，怎样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进行斗争的情景。他还谈到了他的亲属。他的亲姐姐贺民英(香姑)、贺五妹，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中壮烈牺牲了，妹妹贺满姑被残酷地杀害，连尸骨都不能收。战争中，贺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阶级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屋，挖了他家的祖坟……。是啊！几十年的拚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他找到了党，他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从没有三心二意，从没有片刻懈怠。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结成一体，谁也无法使他同党分开！

“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摇了摇头，声音低下去了，“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那一晚，贺龙同志辗转反侧，整夜未曾入眠。翌日清晨，我在整理床铺时，赫然发现枕巾已湿透一片。

那份所谓“问题”的材料，被贺龙同志摔在了一边，再也没有理睬它。但是，他思虑的问题似乎更多了，因而常常失眠。好几天，他不断重复地对我说：“咳，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有一次，他对我说起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六六年九月间，他见到了林彪。当时林贼阴阳怪气地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我问他是怎样回答的。他说：

“我回答：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我满怀崇高的敬意，凝视着贺龙同志那气宇轩昂的风采。他早已洞悉了林彪一伙对他软硬兼施的卑劣手段，却依然坚守气节，宁可选择玉石俱焚，也不愿苟且偷生。

确实，这伙阴谋分子对贺龙同志的疯狂迫害，背后有着深远的政治和历史根源。早在战争年代，贺龙同志便洞察到林彪的错误，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们对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的恶劣行径也有所了解，并曾予以揭露。尤为关键的是，作为我党一位资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同志在军内外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始终立场坚定，无私无畏，坚守原则，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正是这些品质，成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他们企图将贺龙同志置于死地。然而，尽管贺龙同志身处险境，他心中所想的并非个人安危，而是党的事业！当前，我们面临的并非个人命运的起伏，而是整个党和国家的危难时刻，人民正遭受着苦难。这一切，让他夜不能寐，心绪不宁。他多么渴望挣脱束缚，将他的遭遇和想法告知党组织！尤其是在与周总理失去联系之后，这种愿望愈发迫切。“我愿意见群众！我要向群众阐明实际情况！”他让我帮他准备一个布挎包，装入一些粮票、钱和常用药品，挂在墙上，随时准备深入群众。在收到女儿的信件之后，他也曾试图与家人取得联系，通过孩子将情况和意见传达给党组织。然而，由于“监护”过于严格，这些努力终究未能如愿以偿。

“林彪的妻子叶群，也不是什么善类。”接着，他指向中央文革的一名“顾问”，批评道：“此人狡猾至极，坏事做尽。”

“九大”会议召开之际，他目击公报中林彪、江青及其同伙的名单，心中忧虑重重，数日来眉头紧锁，心情愈发沉重。他愤然评论道：“他们竟将老干部尽数清除，致使毛主席身边空无一人。此等行径，分明意图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其心狠手辣，令人发指！”对此，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

六

斗争愈发激烈。

林彪、四人帮集团不仅要将贺龙同志在政治上予以摧毁，更意图从肉体上将其彻底消灭。我们的境地愈发岌岌可危。我与贺龙同志共用的毛巾早已破烂不堪，此时仅余四角尚存。贺龙同志的衣衫仅余两套，均已是破洞满目，补丁层层叠叠。就连他的一双线袜，也已是层层修补，布满痕迹。

衣着虽简陋尚可忍受，但饮食上对贺龙同志病情的折磨则难以承受。贺龙同志患有糖尿病，此病非绝症，关键在于饮食调理、药物控制和心理舒缓。多年来，在医生和我的精心照料下，病情始终得到良好控制。然而，林彪、“四人帮”却利用贺龙同志的病情特点，对其进行残忍折磨。食物本已匮乏，搬至山下后，状况更是恶化。饭盒里盛着饭，常常未满；菜则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或是像甘蔗皮般的老豆角。主食虽少无大碍，但副食，尤其是蔬菜，对糖尿病患者至关重要，没了它们，生命便无以为继。为了让他多吃一口菜，我每次吃饭时只将筷子伸入菜盒，沾点咸水舔舔，不去动那少得可怜的菜。他发现后，便拿起筷子划开，要求“各管各的”。我只能趁他不注意时，悄悄调整“分界线”。然而，这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副食质量每况愈下，甚至有一次，送餐人竟然将饭菜全部倒在地上。

在医疗领域的迫害尤为残忍。昔日，营部中有一位医生对贺龙同志关怀备至，在治疗上也格外尽心。贺龙同志腰部受伤，他特意寻来中草药敷于伤处，偶尔还会悄悄为我们购置一些零星用品。然而，随着迫害的加剧，这位医生被调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新任“医生”。这位经过林彪死党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医生”一到任，便开始在医药上大做文章。他使出各种手段，试图搜查贺龙同志的药品；未能得逞，便公然以“组织决定”的名义，将贺龙同志所需的备用药品，甚至检验血糖的试剂，尽数夺走。此后，医疗条件每况愈下，连每日必需的普通降糖药都无法保障。每次服药，他都要监视我们吞服。紧接着，他又在供暖问题上做文章，在寒冷的冬日，以水管破裂为借口，将暖气关闭。

贺龙同志的身体在经历了残酷的磨难后越发虚弱。我观察到，他坐立不安，读书不能持久，稍作片刻便起身走动；收音机的声音也难以让他静心聆听，不久便需要关闭。这些迹象表明他因疾病而心慌意乱。某日，当他听到“监护”人员杀猪的声音时，不禁感叹：“真是很想尝尝猪耳朵。”然而，这样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随后，他回忆起在湘鄂西的艰苦斗争岁月，感慨道：“家乡的糍粑真是美味啊！”然而，在那个时刻，何处能找到这样的美味呢？还有一次，他突然提起两年前在总理家中的生活情景，询问我：“邓大姐曾问我们要吃什么，随即吩咐厨房准备，那时你有什么想吃的吗？如今虽不能如愿，但聊以画饼充饥，也是一种乐趣。”

显而易见，他正在承受着饥渴的煎熬。目睹他日渐消瘦的面容，我努力压抑住内心的悲痛，关切地询问：“你是否感到饥饿？”

他苦笑：“嗯，你说对了。”

这种饥饿感，源于副食质量低劣、营养匮乏，导致糖尿病病情失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医生”不仅未给予相应的检查与治疗，反而建议他摄入糖分，进而加剧了病情的恶化。

食物短缺，药品也无，这情形让人焦虑不已！我无法坐视他遭受饥饿的煎熬，更不能任由他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仅靠医生提供的糖水来解饥。然而，我该如何是好呢？

我拭去眼角的泪水，环顾四周，室内似乎并无适合的食物可为他准备。犹豫许久，我下定决心，勇敢地步入厨房，取出一颗白菜，随手抓了些盐。我将白菜放入盆中，注满了清水。这盆泡菜为贺龙同志带来了欢笑，他一会儿跑来，拿起小棍轻轻搅拌，时而观看，时而嗅闻。不出两三天，泡菜表面泛起气泡，散发出酸香。看到他大快朵颐的模样，我心中喜悦无比！

随后，市面上正经的蔬菜难觅踪迹，我便转向野生菜蔬寻求解决办法。我从自家的院子里采摘了些茴茴菜、苦苦菜和马齿菜，洗净并焯水处理后，赞龙同志的餐桌上又增添了几样可口的菜肴。

自然，这有限的野菜根本无法解决贺龙同志的营养与治疗需求。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脚气感染久治不愈，病情愈发严重。身体日渐衰弱，行动越发艰难，甚至上厕所都变得力不从心。

贺龙与薛明

“他们企图将我置于死地，却杀人于无形。我绝不会就此倒下！我要活下去，与他们抗争到底！”他继续说道：“我的愿望并不高，只愿毛主席能说一句：‘贺龙，我们的同志。’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终将发声！”

那一夜，即便服用了安眠药物，我们仍旧无法安然入眠。无奈之下，我挣扎着起身，再次向医生求助，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安眠药。由于身体过于虚弱，我一走出房门，便眼前一黑，随即在走廊上失去了意识。他察觉到我迟迟未归，挣扎着起身寻我，却无奈拉不动我，只得求助于他人。然而，他在走廊的另一端也跌倒在地。经过漫长的等待，直到哨兵发现我们的困境，才将我们搀扶着回到床上。

夜半时分，我猛然从睡梦中惊醒，耳畔传来了轻柔的歌声。循声望去，只见窗外的哨兵在低声哼唱一曲。

“洪湖水，波涛滚滚，激荡着层层浪花；洪湖之畔，那正是我亲爱的家乡……”

在这特殊的时刻，竟还能听到这样的歌声？尽管贺龙同志遭受了如此打击，但人民对他的爱戴依旧如故。我激动地奋力起身，透过窗户问道：“同志，您来自何处呢？”

哨兵低声：“湖北……阳……”

贺龙同志显然已聆听了片刻，随即接过话茬：“没错，肯定是沔阳。昔日洪湖被誉为新堤，隶属沔阳县管辖。”言及于此，他话题转向了洪湖，以及他家乡的革命群众。他满怀深情地表达道，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也是最公正的裁判。那些为人民作出贡献的人，人民将永远铭记于心；而那些在人民面前犯下罪行的人，人民也绝不会轻易宽恕！

他心头始终萦绕着对洪湖的怀念。然而，他未曾料及，这个善良的青年战士脱口而出的那三个字，竟成为他最后一次聆听那亲切的洪湖乡音；而在这山谷深处的夜幕下，他所唱响的这几句歌声，亦是他最后所闻的洪湖之歌。

七

贺龙同志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尽管我竭尽全力守护在他身边，心中满怀希望与期盼，希望能留住他的生命，但那不幸的时刻终究还是不期而至。

1969年6月8日的清晨，贺龙同志在收听广播后，接连呕吐了三次，呼吸变得急促，身体也显得异常虚弱。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之前保健医生所描述的糖尿病酸中毒的症状。心中焦虑万分，我立刻向监护人员通报了这一情况，并迫切要求医生前来救治。然而，等待了许久却始终没有回应，仅有一位冒牌医生给予了一针“止吐针”，但这并未能有效制止呕吐。我连续催促了五次，他们却总是找借口拖延。直至晚上八点钟，才有两位医生到来。我立即向他们描述了病情，并恳求他们立即进行抢救。然而，医生并未进行详细的检查，便为贺龙同志输注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随后便匆匆离去。原来，负责此次“救治”的专案人员就坐在外屋，他们此时正“请示”下一步行动。

在忙碌地接受输液之际，医生高声宣告：“病人陷入昏迷。”然而，贺龙同志的意识依旧清醒。趁着他们离开的间隙，他低声对我叮嘱：“务必小心，他们意图加害于我。”

他们明明是企图谋害贺龙同志，却反而企图将“服毒”的罪名强加于贺龙同志身上！

次日，即六月九日，晨曦初现之际，医院派来了医生前来迎接他入院。贺龙同志坚决拒绝，他言道：“我并未昏迷，自认为无需住院，那所医院并非我安身之所。”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持让他住院，甚至断言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容违背”。

贺龙同志，素以组织观念著称，一经听闻“组织上决定”之言，便缄默不语。他转身询问我：“我即将住院，那你又将如何？”

凝视着医生们表情漠然的容颜，他们无一开口。我该如何回应？只能简单地说：“只要他们准许，我便前往；若不允许，我便在此等候。”

室内瞬间陷入一片混乱。有人迅速将一副担架抬入，众人七手八脚地将贺龙同志抬上。在迷茫之际，我耳边传来一声严厉的喝令：“快，把手表摘下来！”原来，贺龙同志因瘦削之故，手表已不慎脱落。我立刻跑过去，将手表轻轻往上推了推，并顺势握住了他那变得瘦削如骨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轻轻点头，微微睁开双眼，望向了我。

担架被缓缓推出房门，随后被抬上了救护车。我紧随其后，试图挤进车内，但车辆已驶离。直至视线中不再有车影，我才转身返回屋内。那一刻，我的思绪瞬间陷入空白，所有记忆与思绪都仿佛被抹去。我木然地坐着，目光空洞，身体僵硬，从上午九点一直坐到下午两点多，全然没有了动弹的欲望。

午后三时，门声响起。访客告知，需陪同前往医院核对一份文件，换言之，我将很快与贺龙同志重逢。我立刻起身，紧随其后，步履匆匆地走出房门。

踏入医院的那一刻，我径直步入一间病房，一位专案人员便迎面走来。他语气冷漠地告知我：“人已经没有了生息。”

怎么可能？他怎么就离我们而去了？我的挚友贺龙同志，那个总是充满活力、豪情万丈的贺龙同志，难道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刚刚六个小时前，他还在与我畅谈呢！？

那人恶狠狠地补充道：“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反革命行径未曾停歇。”

这句话让我顿悟：直至生命的终结，贺龙同志依然在与他们奋力抗争！我沉思着：他，那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位哪怕敌人出重金悬赏他的头颅，他仍旧不屈不挠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又怎能离我们而去？

有人将我引至座位，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向我描述了贺龙同志住院时的检查过程。我那时仍处于半昏迷状态，听到的内容并不清晰，但记忆中他提到了血糖值高达1700，以及下午三点零九分，同志不幸离世。三点零九分，这个时间点意味着，从与我分别到生命的终结，仅仅过去了六小时零九分钟。“1700”，这个数字比他以往的最高血糖值高出数倍之多。

沉浸在数字的深层含义中，我逐渐恢复了意识。这六个小时让我深感懊悔。与他共度生活的日子里，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艰难险阻，我们总是并肩作战。然而，为何在这六个小时里，我却不在他的身边？我对此六个小时充满了疑问。贺龙同志身患糖尿病，六小时前他仍然意识清醒。在这样的医院里接受治疗和抢救，拥有众多国内顶尖的医生，为何仅仅六小时便导致了他的离世？

自贺龙同志不幸落入林彪、“四人帮”的魔爪，他们从未实施过真正的救死扶伤，而是一直在策划对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残酷迫害。

正当我沉浸于沉思之中，儿女已接踵而至。阔别两年有余，母子终得重逢，然而当我见到孩子时，却发现孩子身边已没有了父亲的身影。

两个孩子搀扶着我，同时用力拖拽，沿着漫长的走廊前行，最终来到了贺龙同志遗体之侧。

无哀乐悠扬，无花圈簇拥，无党旗飘扬，亦无同志与战友的身影，唯有薄薄的床单覆盖着贺龙同志那挺拔的身躯。

啊！贺龙同志！

依旧那高耸的额头。在你的智慧中，曾策划过多少战略战术，又为国家与党考虑过多少关键议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心中所想的是哪些？如今，你又心系何事？

双眉深锁，乌黑如墨。这眉宇间，曾直面过无数强悍的敌手。眼眶微红，泪痕犹在，是否你又遭遇了新的苦楚，令你胸中怒火与怨气更盛？

嘴角微微敞开。这片唇曾传出多少战斗的号令，又洒落过多少爽朗的笑语！在最后的瞬间，你是否向战友与同志发出了呼唤？你究竟说了什么？心中还有哪些话语未能倾诉？

你的胡须未曾修剪，身上的衣物亦未着齐整。我心中迫切地渴望着上前，再为你洗净面容，细心修整你唇边的胡须，帮你穿上那双洁净的袜子……然而，他们竟是将我和孩子一同带走！我，已无力为你再做些什么……

贺龙同志的遗体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了火化。当天，他们禁止我和孩子们目睹这一过程。更甚者，他们以“王玉”这一代号将贺龙同志的骨灰妥善藏匿，并严令执行者不得泄露半点风声，务必确保万无一失。这帮丧尽天良之徒，正是恐惧民众洞悉贺龙同志离世之实情。

八

我再次被送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屋内一片寂寥。与贺龙同志有关的物品已被尽数搜刮一空，连他亲手书写的毛主席语录也被付之一炬。如今，只剩下幺女的那封来信，以及他抽剩的几支自卷烟蒂。

贺龙同志的英灵虽已陨落，然而对我的迫害却并未因此稍减。他们封闭了窗户，以厚木板严密封钉，致使室内光线全无，整日以强烈的灯光照耀，令我难以入眠。尤其是当我被押解至贵州羁押之后，我这个被称作“神秘老妇”的重犯，遭受的折磨愈发惨烈。

“王树芬！”我环顾左右，那两位候诊者也向我投来目光，然而无人应答。看守走近，用力推了我一把：“叫的就是你！”

医生询问道：“请问您贵姓？”我无奈地回答：“我……实在不清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禁止我使用真名，还频繁地为我更改名字，却从不向我透露。

贺龙与薛明

日子可真是难过呀！但每当我痛不欲生的时候，贺龙同志那坚定、乐观的神情就出现在我眼前，耳边也响起他那有力的声音：“要活下去！”是啊，他已经负屈含冤、蒙垢饮恨地死去了，再也不能同阶级敌人斗争了，我怎能违背他的遗愿死去呢！不。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需要我，贺龙需要我，我得活着！总有一天，我要把贺龙同志惨遭迫害的情形报告给党中央，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给人民！

我翘首以盼的那一天终于降临。在林彪叛逃并遭遇不幸后不到两个月，周总理便探明了我的行踪，并派人特地从贵州将我接回北京。不久，我与失散五载的子女们得以重聚。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同志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谈话说，要给贺龙同志平反；邓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一九七四年九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六月九日，周总理身患重病，仍坚持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我事先并未料到总理会亲自莅临。就在休息室门外，突然传来了总理那熟悉而低沉的声音，他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薛明，薛明！”话音未落，门被轻轻推开，周总理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我急忙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总理轻轻地抚摩着我的肩膀，声音中带着颤抖：“薛明，我没有能保住他……”话语间，泪水已如泉涌。我凝视着总理那因疾病而消瘦的脸庞，感动得只能说出一句：“总理，感谢您对我们全家的深切关怀……”之后，便再也无法言语。就在此时，晓明走了过来，关切地提醒道：“周伯伯，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总理语气缓慢而沉重：“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话音刚落，整个休息室顿时充满了悲痛的哭声。

庆典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周恩来总理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容器前，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同志发表悼词。四十八年前，在贺龙同志入党之际，周总理曾赞誉道：“贺龙同志，一位优秀的同志！”今日，周总理再次强调：“贺龙同志，一位优秀的同志！”他感慨地说：“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引下，贺龙同志数十年来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无论在战争岁月还是国家解放之后，他始终对党忠诚、坚定追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守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聆听这饱含深情的言语，我眼中含泪，凝视着贺龙同志的遗像，内心默默呼唤：“您看到了吗？您听到了吗？”

党和人民一如既往地深切怀念贺龙同志，然而，林彪的追随者“四人帮”对贺龙同志及我的迫害却并未停歇。江青的亲信迟群，假借派遣护士之名，对我进行严密监视，甚至在介绍信上公然注明任务是“看押重要女犯”。迟群更是恶狠狠地逼迫我交代与林彪妻子叶群的“关系”，企图将我这个首先揭露她并遭受她残酷打击的人，诬陷为林彪的同谋。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后，“四人帮”竟煽动恶势力，诽谤中伤，将经中央批准、由叶副主席主持、周总理致悼词的庄严仪式，诬称其为“以死者压制生者”，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企图将已平反的贺龙同志的冤案再次颠倒黑白。

十月，一声春雷震彻了祖国的辽阔苍穹。以华国锋同志为领航的党中央，承继毛主席的伟业，肩负亿万人民的重托，果断击败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党和人民赢得了胜利！一个崭新的历史篇章由此开启。

我再次站在贺龙同志像前。

我要向贺龙同志传达：历史这位公正无私的法官，已作出庄严的裁决：林彪、“四人帮”一伙法西斯匪徒，已遭受人民的审判，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要向贺龙同志传达：您的牺牲并未徒劳。您以及无数战友和同志的鲜血，照亮了民众的视野，激起了深切的思考。党和人民正全面清算那条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将永远防止历史悲剧的再次上演。

我必须向贺龙同志传达：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坚定地迈向胜利的征途。党的工作重心已成功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这一号召正鼓舞着亿万同胞齐心协力，士气高昂，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奋勇拼搏。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遗愿，正一步步转化为辉煌灿烂的现实。

亲爱的贺龙同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