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四月的台北士林官邸，夜灯至凌晨仍未熄，病中的蒋介石伏案写下他生命中的最后几页日记。这一年距他第一篇日记的落笔已整整五十七年，而距离他与毛泽东隔海相峙也近四分之一世纪。没人想到，老人搁笔后，这部数百万字的亲笔记录会在日后成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兴衰的重要“显微镜”。六十年后，当学者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翻开那一摞摞已经泛黄的手稿时，一句异常醒目的批注映入眼帘——“彼不可侮也”，短短五字，却道尽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终判断。

习惯记事的苗头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冬。那时的蒋介石尚在沪上集资赴日买枪求学，每天用毛笔写两三行心得，既记账也记情绪。等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南京加冕“总司令”，写日记变成了仪式。他自认“吾日三省吾身”，可纸面上更多是怒火与牢骚：骂孙科“不堪任大事”，斥胡适“唯利是图”，甚至连政治与生活双重伴侣宋美龄亦难逃“女子难养”评语。口无遮拦的背后是孤独感——执政数十年，他越写越发现，自己信得过的人愈来愈少。

对照密密麻麻的责骂，两处少见的客气却颇惹人注目。一处写毛泽东，一处写周恩来。尤其是毛泽东，每次提笔谈及，总要停顿半晌，再落墨评论，用词既谨慎又复杂。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他在江西南昌呈报“铁桶计划”时记道：“敌纵横挪移，吾队伍笨拙，心忧如焚”。末尾竟添一句“彼用兵甚奇”。那天夜里，他在地图前踱步直到破晓，身边幕僚问策，他只是皱眉低语：“不识其路，何以围之？”

时间推至一九三五年初春，中央红军跳出重围后正沿湘黔边境北上。蒋介石判断这是“歼灭残匪”良机，却连吃数次败仗。他在二月二日的日记里自责：“示下若木鸡，乃吾将士愚钝。”随后翻阅文件，竟抽出《党的建设》一文，边读边圈画，夹注一句：“此篇可资本党整饬”。即便心底对“共党”充满厌恶，他也难掩对那种严密组织方式的羡慕。

同年秋，长沙会战计划搁浅，他把责任推给部属：“皆尸位素餐，岂如彼之吃苦耐劳”。在另一页纸角落，他写下三问：何以我党党员不能深入田间？何以士气不振？何以民信日衰？自审之严厉，堪称罕见。然而问题列得越多，解答却越显苍白。他尝试用“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去补课，却始终推不动那架官僚机器。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迫在眉睫。此时的蒋介石第一个指令便是搜罗“共匪”的战术教材。十月，他在庐山命幕僚找来刚印成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翻阅后，他在内线电报里嘱咐白崇禧：“参照其分区抗御之法”。表面这是从敌取经，骨子里却折射出他对毛泽东战略眼光的赞赏。

有意思的是，同年冬，蒋介石约见几位心腹谈读书心得。雷英夫记录了那场小型座谈：“委员长挥着书稿说，‘看看人家毛泽东的秘书，文章写得如此透彻，我的人呢？’”一位幕僚硬着头皮回一句“谨受教”。白崇禧低声与雷英夫嘀咕：“其实那书是毛泽东亲笔，他哪有什么秘书。”短短几句对话，既点出了幕僚的难言之隐，也映射出蒋介石对幕府文胆的失望。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胜利的欢呼声尚未散尽，蒋介石便急切筹划“请共赴渝”。九月二十八日，他写下：“邀毛来渝，意在和亦在试。”字句间透出两层盘算：一面展现国共合作姿态以取信美国，一面隔离陕甘宁根据地核心人物。然而毛泽东应邀赴约，四十二天里长谈九次，蒋介石最挂心的竟是对方那种“动若脱兔而又稳若磐石”的气质。他本人不吸烟，对烟味极为反感，却发现毛泽东能在满屋戒备森严的环境下始终保持从容，不抽一口烟也谈笑自若。十月十日深夜，蒋介石提笔称：“彼志节坚忍，实难轻侮”，并在页边写下那五个大字——“彼不可侮也”。墨迹浓重，笔锋直戾，似乎带着复杂情绪。

和平努力终究止步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当天黎明，蒋介石批准对中原根据地总攻命令。前一晚的日记却夹杂惆怅：“违初衷，奈何？”显然，他也明白战争或许是条不归路。正面战场虽投入七十余万人，节节用兵却不见起色。延安保卫战成了焦点——胡宗南誓言“旬日可定”。可当四月十九日延安被占，蒋介石兴奋未过三日，随即又写道：“城池易得，人心难收。”

此后一年，西北战局反复。胡宗南几十万兵力拖在陕北，补给线被游击队切割，兵疲马乏。蒋介石连番发电“务必速擒”，却只得到“空隙难觅”回报。他终于意识到，对手故意引敌深入，以回旋运动消耗自己。七月十五日，他批注：“蘑菇战术，古今罕见，上下齐心焉。”

华北失守、东北溃败、京沪危急，形势如同急坠峡谷。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他在日记中罗列共产党胜因十条：纪律、宣传、上下同欲、敢设奇谋、能忍艰苦、严于律己、长于争取民心、同舟共济、敢战能战、善用地形。末尾自责：“十年自误”。这是他生平少有的低头。

十二月十日，重庆最后一面旗帜降下，他踏上“太平号”前往台湾。离港当夜，海风穿舱而入，他裹大衣执笔许久，留下一句：“壬辰之败，实由心术不正”。写毕，笔搁在桌，茶盏摇晃，他盯着窗外漆黑海面，良久无语。

而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评价究竟在哪里落了一锤定音？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他回顾抗战与内战写成《自述要略》，将其硬笔誊写进日记。文末处，他再度提及毛泽东，除了“彼不可侮也”五字外，又补上一句：“处事能忍，临机能决，真为奇才”。前后两句相隔十年，却互相照应，透露出对手难以企及的敬畏。

回看这些笔迹，最醒目的依旧是那五个大字。对一个一向骄矜的领袖而言，公开或私下承认对手的伟力，并非易事。蒋介石笔下有数不清的狠辣词句，却独独在这里收敛锋芒，留下沉甸甸的敬辞。这一幕，或许正是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最耐人寻味的注脚之一。

若将蒋介石的日记划出时间坐标，可见他对毛泽东的态度经历了“鄙视—警惕—敬畏—自省”的四级跳：早年看轻，跟着围剿；长征后，眼见红军生还，暗生钦佩；抗战时期，研读其文，心服策略；战败台湾，方知输在何处。此等心理轨迹，与共和国波澜壮阔的诞生成交相应，亦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研究样本。

有人统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名提及毛泽东的次数超过四百，远超其他任何政要；褒贬交织，却以“畏”字为终。对比之下，他对曾与自己并肩的蒋宋孔陈集团成员，写的更多是“庸碌”“敛财”“自私”。这组对照，恰好说明蒋介石晚年最深的反思——真正威胁他政权的不是外敌，而是体制积弊与阶级割裂。可惜，等他写出这些句子时，一切已无法逆转。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生前并不知道自己在对手笔下留下何等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对身边同志谈及蒋介石时，用“老对手”来称呼，而非简单的“敌人”。有人问其缘由，他淡淡说道：“彼虽失道，然终究爱国。”从政治博弈转到历史回响，这番描述与“彼不可侮也”遥相呼应，成了那段纷争岁月里罕见的互证。

日记原件如今静卧在恒温库房，铁皮柜、阻燃盒、无酸纸，共同守护那段密语。陈列厅外偶有参观者驻足，隔着玻璃望一眼老蒋的钢笔字，只能依稀辨认出几处重墨的笔划：彼——不——可——侮——也。五字之间，既有叹息，也有对不可逆潮流的默许。

历史不会因为个人好恶而改道，然而个体的情感细节，却能为理性叙事加上温度。蒋介石的日记给后人提供的不止是战时机密、政治内幕，更是一位败将如何在纸上反复咀嚼成败得失的心路。六十年的尘封被揭开后，那些看似琐碎的日记条目，让世人得以窥见一颗动荡不安的灵魂——既骄傲又矛盾，既刚愎又敏感。他不断指责别人无能，却不得不在最珍贵的一页上，为对手题下“彼不可侮也”。

把镜头拉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虽处敌对，却像两座相望的山峰，彼此拔高。前者的日记里写满了“剿”，后者的诗词中唱响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两人在历史洪流里各自留下了雄浑印记。可在谋略对决之外，那一抹难掩的敬意，却让人对胜败之外的心灵震颤多了几分体会。

蒋介石最终留给台岛的是被“中华民国五十余年”包裹的荣光与残影；毛泽东则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此节点向前回望，老蒋日记的真实情绪恰似战场硝烟散去后残留在天空的灰影，提醒后人：纸上只言片语，可能比隆隆炮声更能说明胜负之因。

如果把“彼不可侮也”拆解，不难发现这五个字涵盖了蒋介石对毛泽东三个层面的认同：一是军事指挥的灵活多变；二是政治动员的穿透力；三是意志品质的坚韧不拔。对一个经历北伐、围剿、抗战、内战的老兵来说，要说出这几个字需要怎样的心理挣扎？这不仅是对对手的评判，更像是写给自己的警句——倘若当年能早一点放下成见、正视人民力量，历史或许会有另一种展开。

今日的史料传世者众，然而亲历者的手记始终是最具分量的一挡。蒋介石的日记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中止，横跨三个时代、两岸四地，其间记录着军国大事，也夹杂儿孙私情。学者常说，它像一部七十万字的意识流小说，情节跳跃，却真实到不留情面。毛泽东不过是其中反复出现的一面镜子，让写作者在胜负转换的烈焰里，不情愿地照见自己的局限。

至此，关于“蒋介石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答案已然清晰：公开场合的激烈对立背后，深埋日记的却是敬重与无奈。那五个字，不仅是他对政治宿敌的盖棺之语，也透露出一个时代的风雨最终指向何方。

延伸思考：五字背后的胜败尺度（以下为延伸内容，字数约九百）

蒋介石笔下的“彼不可侮也”，并非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而是长期较量后的心服。若抽丝剥茧，会发现这五字蕴含的“尺度”对后世军政决策，仍有引路意义。

第一重尺度，在于战略视野的高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的三篇军事论著，核心全是“人心”“持久”“机动”。他把战争的本质定义为政治较量，再从资源配置、时间换空间等角度倒推作战原则。蒋介石虽受日本陆大与德国顾问体系熏陶，思维底色却仍是传统歼灭战模式。在西北、在东北，他一次次摆出庞大正面战场，用火力换胜机，却被拖入旷日持久、补给难继的泥淖。若缺乏“以时间换取空间”的认识，兵力越多，包袱越重。战略维度不同，决定了双方节奏谁主沉浮。

第二重尺度，决定于制度活力。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提出“本党为何事务艰难”十三问，直指组织懈怠、干群隔膜，可惜止步于纸面。当年延安的夜校、士兵委员会、参议会，毛泽东称之为“把士兵变主人”。这种横向沟通、纵向互信的机制，使士气得到指数级放大。相较之下，国民党体系中带兵打仗易，激发信仰难。火力上占优，战斗意志却屡屡失衡，“做官”文化侵蚀了军纪，也动摇了长战根基。

第三重尺度，关乎领袖风格。蒋介石记下毛泽东“能忍嗜烟”一事，似细节，实为领袖气场的体现。在硬碰硬的谈判桌上，谁先显露焦躁，谁就先丢阵地。毛泽东四十二天不点一支香烟，连周恩来都暗自称奇；而蒋介石虽素来半军人作风严谨，却在关键时刻脾气火爆，言辞搪心，易使部属惴惴不安。两相对照，一静一躁，高下自见。

当然，“彼不可侮也”不等于“我必定输”。历史从不由单一品质决定。蒋介石对德国顾问制式的依赖、对‘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无奈、对西北难民潮的捉襟见肘，都是内战落败更深层因素。可那五个字像一面镜子，把他最不愿面对也最难回避的失败缘由折射得无处遁形——敌手之强在民心，在组织，在战略。

试想一下，如果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就真正推行地方自治、开放党禁报禁，让“三民主义”落到农具和田垄之间，还会否在一九四九年仓皇东渡？史书无法重写，但日记留下的追问却依旧发烫：“党政军事之人员只知做官”。他笔下那群“饭桶”并非生来愚钝，而是制度与利益使然。没有动力下沉基层，再先进的武器也难换得最后一刻冲锋的决心。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并非凭借个人魅力就能定乾坤。他所倚重的，是陕北窑洞里那些围坐在煤油灯下的普通士兵，是从敌占区寄来的每一封情报，是根据地里缝补军鞋的老乡。蒋介石在台北雨夜里写下“彼不可侮也”，或许同时也在对另一群人说：“群众亦不可侮。”只可惜，等他悟到这一层，时局已翻船。

如今再读那本《自述要略》，末尾处还保留一排铅笔痕：“毋曰晚”。墨迹苍凉，却道出相似命题——胜败常系于能否听到最底层的呼吸声。写下这句话的是蒋介石，而能证明这句话的，却是毛泽东指挥下的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与民众。若将两相对照，便更能明白“不可侮”三字承载的分量。

五个字，一段对峙，两种道路。档案馆的灯光照着泛黄纸页，每个字都不曾改色。岁月替他们说话，胜负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