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不探讨徐帅那出神入化的指挥才华，而是聚焦于他一些趣味横生的轶事，例如他那麾下颇具特色的华北一兵团。

依笔者浅见，徐向前兵团在解放战争中堪称独树一帜，其上级领导之少，可谓前所未有。除了徐向前将军之外，其他一切上级领导均被有意调离，形成了独特的领导格局。

通常而言，兵团类机构直接隶属于野战军或大军区管辖，而有时亦可能直接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更有甚者，偶尔它们会跨越不同的大军区及野战军体系，同时受到两个层级指挥的统御。

徐向前是徐兵团唯一的实际领导者。这一独特的配置背后有何缘由？让我们追溯徐向前兵团的历史渊源。

一、徐帅创建的新兵团

在1948年5月，华北军区成立之际，一支新组建的兵团——徐向前兵团应运而生。

兵团作为一种新兴体制，应时代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的需求而诞生。通常下辖三至五个纵队（相当于军级单位），旨在某一关键战线上集结强大兵力，以达成关键性的作战目标。

华北军区，系由聂荣臻同志执掌的晋察冀军区与徐向前同志领衔的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建而成。

然而，合并并不彻底，留下了一处令人费解的瑕疵。

毛主席颁布命令，宣布华北大区合并，率先将财政、人事、后勤等事务机关合并，并将权力上交集中。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同志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书记，担任首脑之职。

在军事层面，目前尚无合并之举。所谓“不合并”，实则指的是徐向前兵团将继续保持独立运作的状态。

华北军区组建了两个野战兵团，其中第一兵团由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徐向前同志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之职。第二兵团则由杨得志同志担任司令员，罗瑞卿同志担任政治委员。

各位请注意，此刻的华北军区可谓是名将辈出，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镇守中军，罗瑞卿大将担任兵团政委……尽管华北军区在四大野战军中声名略逊一筹，但其将领阵容的豪华程度亦不容小觑。

华北一兵团之所以享有这样的优待，究竟有何独特之处？确实存在。

首先，该兵团部队源自晋冀鲁豫地区的八纵、十三纵和十四纵，这些部队均是在原八路军129师的基础上逐步壮大而成的。它们与华北的其他部队之间缺乏深入的了解。若忽视历史背景，急于进行快速合并，尤其在当前军事形势紧张之际，恐引发一系列不利后果。

其次，该部队的构成颇具特色。与其他兵团的组建模式不同，它们通常先建立起成熟的野战纵队，随后根据作战方向和任务需求进行编组，这样的兵团组建过程往往顺理成章。而徐向前兵团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兵团机构和纵队几乎是同步建立的。

这几个纵队在成立初期并未受到普遍认可，原因之一在于其兵员素质不尽如人意。这些纵队源自军区部队的升级，主要由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的部队组成。然而，它们是在刘邓大军主力纵队组建完成后，各军区精英武装力量大规模调动之后，再次进行抽调而形成的。因此，其兵员素质之低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虽然野战纵队初建即升格为兵团，但其战斗力尚显不足。关于野战部队与军区部队的区别，我们已在之前的多篇文章中进行了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关键在于，野战部队具备一套完善的指挥调度机制，其编制结构更有利于部队的快速部署与集中作战。

军区部队的主要职责通常为守备，鲜少参与长途、大范围以及大规模的集中兵力作战。对于局部冲突和游击战尚能应对自如，然而在机动性和攻坚能力方面却显得较为薄弱。

这支部队尚处于小学阶段，不宜立即融入成熟的指挥体系。让徐向前亲自指导，让他们在原有的作战步伐中逐步适应，待时机成熟后再参与大规模战斗，或许更为妥当。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因此，即便清楚晋冀鲁豫地区的参谋机关已大部分南迁，且徐向前正缺少有力的辅佐，伟人仍未指令华北军区派遣新的参谋团队及领导力量以予以加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若需派遣人员，势必要从老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调遣。过去，双方并无隶属关系，而今你们却莅临此处以加强领导，这在心理上难免会引起些许不适。然而，伟人的深谋远虑在于，竭力维护晋冀鲁豫部队的自尊与积极性，坚信他们能够迅速成长与壮大。

留意军史的朋友们或许会发现，自华北一兵团成立以来，作为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将军，实际上并未对一兵团下达过任何指挥指令。尽管我们无法找到那位伟人亲笔签署的命令文件，但这一事实不容置疑，足以证明伟人并非独此见解，聂帅亦深谙此理。

二、调离全体领导

华北军区并未派出领导，而冀晋鲁豫军区的资深领导人亦有意回避了一兵团。

晋冀鲁豫军区原有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副政委薄同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

在刘邓大军南下的征程中，他们带走了大部分的领导精英，包括王宏坤、张际春、李达等将领。而滕代远同志以及薄一波同志，则留守后方，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王新亭亦坚守阵地。然而，这样的安排下，却显得缺少一位强有力的军事领导人才。

恰逢胡宗南率领的强大军队进攻延安之际，党中央启动了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将延安的领导层与高级干部疏散至陕甘宁和晋绥等地区。徐向前趁机主动请战，前往太行前线履行职责，伟人遂任命他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实际上成为了该军区的一把手。

听闻徐向前即将莅临，晋冀鲁豫部队无不欢欣鼓舞。在抗战岁月，徐向前曾短暂担任129师副师长，神头岭与响堂铺两场伏击战，他亲临前线指挥，129师全体将士对他无不心悦诚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威望，实至名归，非同小可。

历经十年的传颂与积淀，徐帅那短暂的副师长任期在晋冀鲁豫部队中已化为一段传奇。如今，这位英雄的身影再度降临，又有谁能不为之动容，心中充满激动之情？

徐向前同志曾莅临八纵，进行了一次鼓舞人心的动员。原本是为团级以上干部发表讲话，旨在阐述如何进行攻坚作战。鉴于当时即将发兵攻打临汾城，由阎老西的亲信、悍将梁培璜负责镇守，使得该城的城防固若金汤。

原段：本来是讲讲战役打算，结果很多营连级干部都自发地跑来听徐向前讲话。徐帅不爱多讲话，但一字一句都能讲到点子上，他又是山西本地人，一口五台方言，年轻干部们大多也是山西、河北、河南交界一带的，都听得懂。润色后：原计划是阐述战役的部署，却不料众多营连级军官自发涌至，热切聆听徐向前的教诲。徐帅素来寡言，然而每句话都切中要害。他身为山西籍贯，言谈间带着浓厚的五台乡音，而在座的年轻干部们，大都是来自山西、河北、河南交界的地区，故而对这种乡音倍感亲切，均能理解其言外之意。

众人聆听得如痴如醉，恍若醍醐灌顶。这位一代军事宗师将具体问题剖析得淋漓尽致，其阐释之妙，言语难以尽述。

伟人洞悉徐向前的卓越控局技巧，恰逢八、十三、十四纵等具备潜力但尚未达到野战水平的准主力部队，正适宜交由徐向前倾力打造。或许，他真能培育出一个战力强劲的主力兵团。

因此，伟人再作指示，对华北地区进行了明确的任务分配。晋冀鲁豫部队被划分为两个作战单位，徐向前将军率领第八纵队和第十三纵队，全力围攻临汾；而薄一波同志、滕代远同志以及其他原晋冀鲁豫地区的领导人员则前往豫北冀南，指挥其余部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清剿。

徐向前麾下的指挥机构精简至极，甚至未保留一名参谋长。如此庞大的兵团，其指挥部仅配备了十几名参谋，而领导层仅由一位参谋处长担当。这位参谋处长并非参谋长，其职责仅限于编制作战计划。

徐向前实际上身负司令、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重任。

伟人想得十分周到。

他深知，徐向前将军的长处在于军事训练与指挥调度，而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则略显不足。将薄、滕等同志暂时调离（当然，作者并无对其他领导同志在人际关系处理上的不妥之处进行指责之意，实际上徐帅与薄滕等人关系极为和谐），实则是在为他营造一个清静、宽松、自在的指挥空间，使他能够全神贯注、毫无牵挂地专注于最为关键的工作。

薄滕有意地避开了对一兵团领导层的正面接触，这一状况直至平津战役的落幕方才终止。

徐向前不负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伟人的厚望。他独立领导并指挥一兵团，将那些新晋由军区提升而来的初级部队，从擅长游击战逐步磨练至精通阵地攻坚战，进而练就了攻守兼备、能进能退的过硬实力，其战斗力堪称华北军区的一流主力，丝毫不逊色于杨得志兵团。

三、独特战环境

自然，伟人为徐向前兵团营造了超脱尘世的指挥氛围，这并非仅从协调净化内部关系的角度出发。

阎锡山并非易于对付之敌，他所制定的坚守山西的战略，亦迫使我国军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规手段以应对。

当时敌我对比：

首先，阎锡山凭借地理优势，拥有雄厚的兵力，即便在临汾战役之后，其部下仍有十三万大军。相较之下，我军兵力不足，难以与其抗衡，唯有徐向前指挥的六万余人，得以投入山西战场。

其次，山西地处表里山河之间，黄河与汾河并行流淌，太行山脉将河北与山西分隔开来。雁北的五台山区与晋西的吕梁山区地形险峻复杂，守卫易而攻取难。

阎锡山战法奇特。

前两点易于领会，而第三点则颇具趣味，不妨让我们深入探讨一番。

自武昌起义及清帝退位以来，阎锡山便在山西深耕其军阀势力。三十余年间，其行政、经济、民生、教育乃至军事等领域，均与南京政府有着显著差异。阎锡山倾向于闭门自守，独立施行政事。

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在教育领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但整体上却多显封闭自守，不免让人贻笑大方。

在军事领域，阎锡山与以黄埔系为主导的中央军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他更倾向于实事求是，依据实际情况决定战斗方式，并且勇于放下身段，积极汲取对手的优点。这正是他三十余年来能够在军阀混战中独树一帜，得以自立的所谓成功秘诀。

他素来不热衷于实施重点或全面进攻，亦不拘泥于是否坚守城池，而是依据山西的实际情况，精心制定了一套既有所坚守又有所放弃的策略。

阎锡山下令，太原、忻县、榆次、太谷、汾阳、平遥六城定为必守之地，即便至人尽皆亡，亦须坚守至最后一刻。

其余各城应坚守阵地，若实在难以维持，则应审时度势，适时撤退。

据阎锡山本人所述，此策略系从解放军放弃张家口一役中汲取而来。

为了增强剩余城池的防御信念，阎锡山将剩余的军队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民卫军，他们分别驻守于各城，肩负起逐城牵制和消耗解放军的重任。另一类则组成了快速反应的突击兵团，哪里出现警报，他们便迅速增援。

据他所述，此法亦系自解放军所学，无论是坚守阵地，还是发起攻势，皆须遵循一定的规律与策略。

不得不说，这位老西儿确实是个善于钻研的人，总能想出一些颇为独特、难以对付的点子。

相较之下，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模式严谨规范，作战时全力以赴，撤退时则坚定不移，但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尤其在进攻与撤退之间，过分拘泥于既定规则，不善于灵活变通，因而屡屡遭受解放军机动作战方式的优势打击。

阎老西这套做法虽显得杂糅不纯，既想效仿解放军的作风却又有所保留，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终究打破了一贯的陈规。我们不可再用以往应对国民党中央军的策略来对付他，否则很容易陷入他的陷阱之中。

鉴于山西中部地形错综复杂，阎军又久居于此，对地形了如指掌。我军需展现出极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迅速适应山西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此情境下，实现高灵活性和快速响应的关键在于，必须尽量简化指挥体系，削弱行政束缚，力求实现指挥的一元化和扁平化。

伟人将指挥权悉数赋予徐帅，此举完美契合了当前局势之需。

晋中战役中，徐向前凭借六万精锐之师，再加上晋绥军区支援的一万余人，面对阎锡山十余万大军，屡战屡胜。特别是对亲训师的成功歼灭，以及生擒阎军统帅赵承绶的辉煌战绩，其核心关键在于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和指挥的极致集中。在这场战役中，徐向前几乎独自一人扮演了绝对的主角。

华北一兵团自接受独立指挥以来，直至1949年春季对太原的围攻战役，期间我军已彻底控制了山西北部地区，使得阎锡山仅余太原与大同两座孤立无援的城池。

在太原战役中，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相继加入战斗力量。与此同时，徐帅的肋膜炎病情加剧，已至卧床不起之境。于是，伟人下令彭总接任太原攻城战的总指挥一职。自此，徐帅专心疗养，不再参与战事指挥。

华北一兵团后更名为十八兵团，在攻克太原之战后，便纳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之下。随后，他们随彭总东征，投身于对抗马家军的战斗，为稳固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贡献了卓越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