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军高级将领用人之失。

1947年的战略重点在于攻势，其中孟良崮战役更是重中之重。尽管国军未能实现与华东野战军主力的决战目标，然而战役结束后，国军仍得以持续占领鲁中解放区。然而，华东野战军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攻势力量。

倘若孟良崮一役取得胜利，情形自当截然不同。华野将难以抵御国军任意方向的精准打击，届时战局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环顾当时国军局势，孟良崮一役实则充满变数，并非注定败局。若蒋介石能够选用恰当之人，或许整编74师的张灵甫就不会遭遇覆灭的命运。

一、后起之秀

在解放战争时期，本文聚焦的王耀武，相较于其他声名显赫的国军大战区司令长官，可谓是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

东北的熊式辉，曾主政赣省长达十年，是当时的权势显赫人物。杜聿明，作为黄埔一期的杰出代表，是国军时期五位著名将领之一。卫立煌，亦为国军五虎将中的佼佼者，他在国军时期有着深厚的资历。华北的傅作义，作为后起之秀的军阀，曾是绥远地区的镇守使，经历了新军阀混战的洗礼，其资历之深，令人瞩目。华东的刘峙，被誉为福将，同样是早期五虎将之一，时常被委以重任，担任重要职务。华中地区的白崇禧，作为桂系的首领，其实力足以驾驭国军中的任何一位大将。西北的胡宗南，号称西北王，既是黄埔一期的优秀学员，也是浙江人，更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心腹大将。至于其他掌握地方实权的人物，二马在青甘宁地区根基深厚，这种地方势力自清末便传承至今。至于阎锡山，则无需多言，他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堪称一代巨佬。

王耀武，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直至1939年方才担任七十四军军长之职，在此之前，他未曾有过独立治理一方的经历。

因此，1946年1月，王耀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被任命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起初，他对于这一任命表示了拒绝，这不仅是因为他不愿参与内战，而且在资历上，他也感到有些不安。

不说其他，他的直接上司、徐州绥靖公署的副主任李延年，为了成全王耀武，才从济南调任至徐州绥署，担任了一个实权相对逊色的副职。李延年作为黄埔一期学员，这位老大哥主动让出位置，换作任何人恐怕都会感到难以自在。

王耀武心怀感激，深感恩泽深厚，立誓为委员长竭尽全力，再展雄风。

直至此刻，蒋、王二人依旧展现出干事创业的蓬勃气势，王耀武接任此职，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

理由如下：

首先，王耀武在战场上表现卓越。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勇敢地对抗日军，率领第七十四军参与上高会战，荣获“抗日铁军”的美誉。长沙会战、常德战役、雪峰山战役等，其战功赫赫，人所共知，若无真本事，难以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战绩。

其次，王耀武出身于山东，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王耀武根植黄埔，与蒋介石麾下的众多大将均非陌路，因此，在处理军政关系方面，他并无难题。

1946年11月，王耀武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从而基本实现了对该省军事与政治的一体化管控。倘若这一态势能够持续，甚至令山东的军事力量与徐州地区逐渐解耦，进而实现独立作战，那么能否战胜粟裕的部队就变得两可之间，但至少存在极大的可能性，即能够有效牵制华东野战军的主力，使其无法顺利撤离山东。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国军体制的不稳定性及其固有的缺陷，缺乏自我修正的能力，再次严重制约了王耀武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莱芜战役背锅

王耀武初到山东履新之际，与蒋介石的见解早已显现出明显的分歧。

王耀武因病请假，未能出席，蒋介石遂将其召回重庆进行面谈。蒋介石询问其病情，王耀武回答说，由于常年征战，饮食作息不规律，导致胃病时常复发。蒋介石多次安慰鼓励，王耀武在盛情难却之下，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

蒋介石数日后再次召见王耀武，向他询及治理山东的策略。王耀武随即提出了三条建议，这些内容摘自王耀武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收录于中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中。在此，我们鼓励大家仔细研读原始资料，独立思考并形成自己的见解。

其一，抗战八年时间太长，我们在军事政治等方面都不健全，需要改进。尤以军队的风气太坏，极应加以整顿。在我们对军事政治没有改革以前，就与共产党打是很不利的。

其次，广大民众普遍对战争深恶痛绝，渴望在抗战胜利之后能够过上安宁的日子。同样，军队中的官兵亦感战争之漫长，普遍存在厌战情绪，士兵们尤为明显。在未改变这种心态之前，对于作战实属不利。

其三，共产党驻地的问题需要解决。看情况，如不给他们一个较大的区域，他们现有的根据是不肯放弃的。与其使共产党的军队等分驻在现有的各地区内，不如在东北或西北划一地区，使共产党的军队及行政人员都撤至该地区。就是把区域划大一些，也比分散驻在各地好。这样，一则可以减少他们对各阶层人们的影响范围，二则易于防范，三则冲突可以减少。如能争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里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

这三条建议无一不直击蒋介石的要害，他却始终未曾给出正式的回应。他只是不断地催促王耀武迅速上任，并要求其火速进军山东，以打通胶济线，进而实现对该省主要城市的有效控制。

客观而言，王耀武的提议，鉴于其立场与视野，或许并非全然正确，然而其中至少蕴含了一种正确的思考方式，军事之事，切不可急于求成。

究竟真正的学术所在？我国军队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陷，正如王耀武所言，军事与政治两方面均存在问题，且风气极为败坏。

若抗战胜利后即刻步入和平建设的轨道，国民党得以抽身应对内部困境，能否根本性扭转局势尚存疑虑。然而，至少能够缓解诸多负面现象，诸如整治劫收问题、稳固国统区法币的立场、重建有序的农业与工商业体系，以及根本解决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

军队的核心力量并非仅源于现有的官兵与武器装备，而在于支撑其运转的完整供应体系。

抗日战争时期，伟人强调“快不得”，而解放战争时则强调“慢不得”，这其中蕴含的哲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双方均拥有成熟的政治体系，一旦给予对方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即便是不断地修补与完善，这样的体系仍能持续运作更长的时间。

理念上的分歧，使得蒋、王二人难以在更深层次上达成共识和有效的交流。即便王耀武抵达山东后迅速掌控了胶济线，蒋介石也未对其提供更多的支持。相反，他有意无意地提及青岛警备司令部的地位，紧紧抓住王耀武昔日所率领的七十四军等老部下不放，持续增强徐州绥署的影响力。

二绥区仅在1946年短暂地绽放过光芒，成功打通了胶济线，然而却无法调动更多的部队。

最初，隶属于二绥区的指挥部队囊括了第八军、第十二军、整编第四十六师、第五十四军、第五十八军以及第七十三军和第九十六军。

然而，第八军常驻于潍县，李弥对其接受王耀武的指挥态度并不积极。同样，五十四军则直接受青岛警备司令部的领导。至于五十八军，不久之后便被调往南方的八绥区序列。而在鲁南的枣、峄地区，整编二十六师和五十一师则直接归徐州绥署指挥，王耀武无法插手干预。

凭借区区四个军的兵力，试图稳固山东并占据大城市，实属徒劳，这一内在逻辑表明蒋介石并未对王耀武能够如此行事抱有期望，而这三条建议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然而，蒋介石却仍派遣王耀武担任山东方面的重要职务，这一举措充分展现了蒋介石既重用又猜疑、独断专行的鲜明性格。

蒋介石倾向于仅依照个人认定的战略行事，对于前线将领的见解往往充耳不闻。尽管他深知王耀武具备实干的能力，却依然偏信陈诚、顾祝同、何应钦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意见，一味追求快速解决战事。正如我们之前所述，国军体制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决策层，尤其是蒋介石个人的思维摇摆不定，以及在出现偏差后缺乏有效的自我调整——这一现象正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鲁南会战（即国军对临沂与莱芜一带的系列战役）的爆发，陈诚屡次坚持观点，认为华东野战军已在临沂遭受国军的重创，进而主张国军应采取南北夹击的策略。

王耀武断然反对此举。凭借有限的情报资源——相较于华野的情报搜集能力，这已颇为充足，且远胜陈诚——他依据国军溃败士兵的汇报以及空中侦察的情报分析，认定华野正有意制造假象，伺机寻找最佳的作战时机。

尽管如此，建议虽多次提出，效果却甚微。在陈诚的强烈敦促下，王耀武只得将原本就不太精锐的四个军分别调遣。济南仅保留九十六军，而十二军、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则布成一线，犹如长蛇般向南延伸，与南线国军形成了陈诚所臆想的南北夹击之势。

不出王耀武所料，相对弱势的北线国军部队被华野部队成功包围，瞬间便丧失了两个军的力量。

三、王耀武水平

莱芜战役败，王耀武承担两责任。

一是将陈诚的愚蠢战役部署作为替罪羊，二是承担了国军全面进攻山东时战败的责任。

两个锅加剧了严重后果。

蒋介石抵达济南，对王耀武的信任动摇，深恐济南守军无法坚守城池，恐遭华东野战军的围捕，因此仅敢暂居于机场，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即刻起飞。

蒋介石对王耀武及一众将领严加斥责，反复焦急地询问王耀武是否能够固守济南。实则华东野战军刚刚经历了一场激战，自身损失亦颇重，而鲁南之国民党军队亦步步紧逼鲁中根据地，怎敢轻易进攻济南？此举除却增添上下之间的猜疑，实无任何积极之处。

此后，便是紧随其后的孟良崮之战。王耀武目睹昔日的精锐之师，整编74师，在华野的凌厉攻势下，被逐一摧毁，化为乌有。

尽管并非彻底灭绝——尚存部分重炮营、留守团等残余力量——然而，昔日那支抗日铁军已基本不复存在。重建的第七十四军，其战斗力顶多恢复至当年水平的四五成，甚至更低。

民间热议，若将汤恩伯这位“送头”高手撤换，由王耀武接任主攻兵团司令，整编74师将遭遇何种命运？不妨从王耀武的指挥特点出发，进行一番分析推演，探讨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

首先，王耀武在战场上展现出了极高的嗅觉敏锐度，能够灵活调整局部进攻策略。

此条前提在于蒋介石尚未对其产生怀疑，且赋予他一定的战场调度权限，如同对杜聿明所做的那样（即便只是表面上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并未遭受重大损失，却故意东西驰骋，装出一副力不从心的模样，显然另有所图。对此，胡琏心知肚明，王耀武亦洞若观火。

在华野尚未完全展露其实力之际，王耀武并未轻率地决意开战。换言之，他屡次将陈诚的总决战计划延后。每推迟一次，对华野愈发不利，而对国军则愈发有利。

为何伟人反复提醒粟裕保持冷静，切勿急躁，而是等待敌军露出可乘之机？敌军越是保持稳健，华东野战军越难予以有效打击。这场战役并非在国统区进行，而是在我军的核心根据地，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长时间的消耗。

第三，王耀武是否能够成功形成对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的合围？

王耀武，久经沙场，早已练就了超群的战场洞察力。粟裕曾赞誉他指挥果敢坚决，敢于大胆地进退自如。

探讨进退之道的核心在于顺应敌情灵活调整，以促成战局与环境的转变。王耀武的指挥才能虽不敢妄自与粟裕相提并论，但至少不至于像汤恩伯那般僵化，仅遵循既定的进攻策略而缺乏变通。

粟裕频繁参与舞龙灯活动，同时部队的行军部署极其繁杂，是否可能出现疏漏，让王耀武捕捉到机会，对华东野战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发起突袭？例如，后来在鲁西南地区曾遭受邱清泉部队猛烈攻击的第十纵队。

一旦陷入这种围追堵截的局势，局势便愈发错综复杂。究竟是谁能够率先破解围困，实难预料。

其次，王耀武不会将整编74师置于核心位置，作为攻坚克难的主力。

即便采纳了以点带面的战略，王耀武亦不会愚蠢地将整编74师置于最前沿的险境。主力部队的使命在于解决关键战役，击溃强劲的对手，以及维持战略威慑，而非充当侦察先锋、探路先锋或首当其冲的先锋。

这并非高深莫测的学问，不过是家中长子分家时的大房二房之分。为何在寻找华野指挥部时，不派遣整编11师？泰安城在经历华野的重炮轰炸后，几乎魂飞魄散，胡琏却因谨慎而未敢轻进。有人问责其未能及时到位的责任吗？答案是没有。陈诚心思缜密，毕竟整编11师是土木系的嫡传，在军队中的地位，第五军和整编74师都要稍逊一筹。

军事法则与人事政治的交织，加之张灵甫那骄横跋扈的性格，使得整编74师陷入率先冒险的困境。唯有老上司王耀武，方能以一顿严厉的斥责——诸如“你这小子，狂妄成何体统！”——点醒这位狂徒，扭转这一危局。

唯他能解孟良崮之围。

即便遭遇最为严酷的困境，依照粟裕所制定的计划，张灵甫仍旧身处重围。若王耀武在场，局势或许仍有转圜的余地。

一旦王耀武下达严令，岂有不尽全力支援前线之理？

战后我国军队进行反思，决定对两位高级将领进行严厉惩处，他们分别是第83师的师长李天霞和第25师的师长黄百韬。其原因是，他们所在的部队距离孟良崮战役的核心区域最为接近。

黄百韬敢违命，还是李天霞？

王耀武在济南备受束缚，尽管拥有山东军政党一元化领导的虚名，实则军权被青岛所分割，战役指挥权又受到徐州绥署的挤压。陈诚更是频繁越位指挥，其行为令人难以想象，王耀武内心的挣扎与无奈，恐怕难以言表。

我原本并不愿前来，但你执意让我至此，既然我已踏足此地，而你却行为荒谬，我该如何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