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涑水河，很多人会想到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这位夏县涑水乡人不仅被称作“涑水先生”，他的《涑水记闻》更让这条河流的名字穿越千年，留在了后人的记忆里。作为黄河的一条支流，涑水河从山西绛县的中条山北麓起步，一路蜿蜒向西南，串联起绛县、闻喜、夏县、盐湖区、临猗、永济等多个县市，最终在永济的伍姓湖汇入黄河。它的全长差不多有200公里，流域面积约5568平方公里，冷口峪河、沙渠河、青龙河等都是它的支流，而人工开凿的姚暹渠，历史上主要是为了防洪。

涑水河流域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一年的降水量大概在500到600毫米之间，而且多半集中在7到9月，最大流量能达到1.1亿立方米。不过，它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水量受降水影响特别明显。春天3到5月，有积雪融化和少量降雨，水量还算中等，但因为农业灌溉用水多，中下游常常会断流；夏天6到8月是汛期，暴雨集中，这时候的径流量能占到全年的70%以上，很容易发洪水，姚暹渠在历史上就常常用来分洪；秋天9到11月，降水减少，水流变得平缓，有些河段会干涸；冬天12到2月是枯水期，上游山区的河道会结冰，下游基本上就没什么水流了。

从河道特征来看，上游从绛县到闻喜，穿行在中条山北麓，河道比较狭窄，宽度在10到30米之间，落差大，河床多是砾石，水流很急；中游从夏县到盐湖区，进入运城盆地后，河道变宽了，有30到50米，流速也慢了下来，泥沙开始明显沉积，还有一些像姚暹渠这样的人工渠化段落；下游从临猗到永济，处于平原地区，河道弯弯曲曲的，历史上改道过很多次，现在是通过伍姓湖调蓄后再注入黄河，河床淤积得很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中下游部分河段因为泥沙堆积，形成了地上悬河，河床比两岸的农田还要高，只能依靠堤防来防洪。

这条河流域可是孕育文明的好地方。夏县的东下冯遗址，距今约公元前2000年，是夏文化的重要遗存，可能和“夏墟”有关系。闻喜县是晋国的始封地，“曲沃代翼”事件就主要发生在这里，涑水河支流沙渠河畔的上郭—邱家庄遗址还出土过晋侯的青铜器。《左传》里记载的“董泽之蒲”，也就是现在已经干涸的闻喜董泽湖，当时晋国在这里训练水军，能看出那时候涑水河的水量很充沛。

从秦汉到隋唐，这里因为盐业成了战略要地。流域南侧的运城盐湖（解池）在秦汉时就设有全国性的盐官，为了保障盐业运输，涑水河的防洪工程，比如姚暹渠的前身，也开始修建。汉武帝还曾亲自到河东（现在的夏县）祭祀后土，涑水河当时还是漕运通道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权在涑水河谷设立北绛郡（现在的绛县），利用河道来防御柔然。闻喜的裴氏家族在这一时期崛起，被称为“中古第一士族”，西晋的地图学家裴秀就是涑水河畔人。到了隋唐，水利建设达到巅峰，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凿的姚暹渠，专门用来保护盐池免受涑水河洪水的侵袭，人工改道分流，一直用到现在。唐代又增修了堤防，柳宗元在《晋问》里还称赞它“浚渠导流，以利漕盐”。

宋元明清时期，这里文化繁荣，但生态也开始发生变化。北宋时，夏县涑水乡人司马光在这里撰写《资治通鉴》，他的家族墓园（现在的司马温公祠）还留存着宋碑、神道碑等。金元时期，流域内书院众多，像闻喜的涑阳书院，成了理学传播的中心。明代的时候，人们引涑水灌溉“绛州棉田”，促进了晋商的布匹贸易。不过到了清代，因为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下游的伍姓湖面积大幅萎缩，从唐代的“百顷”缩小到清末的不足30顷。这一时期，盐业和晋商的联系也很紧密，明清时运城盐池实行“畦归商种”，涑水河流域的商人，比如临猗、猗氏帮，垄断了淮北、两湖的盐运。闻喜县郭家庄的仇氏碑林，就记载了清代盐商捐资修渠的事迹。

近现代以来，涑水河流域经历了工业发展和生态挑战。民国时期局势动荡，1938年日军占领运城后，涑水河的航道被用来运输盐铁资源，沿岸很多桥梁被炸毁。闻喜县的陈家庄是太岳军区的根据地，涑水河支流青龙河成了游击区的天然屏障。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修建了吕庄水库（在闻喜县），缓解了旱涝问题，但也截断了下游的生态流量。2012年实施的涑水河复流工程，是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库区向涑水河流域调水的大型引调水工程，年调水量达2.47亿立方米。

这里的文化特色也很鲜明。夏县是司马光的故里，有司马温公祠，还有“破瓮救友”故事的发生地；闻喜县是裴氏家族的发源地，这个“宰相村”出过59位宰相。民俗与技艺方面，运城盐湖的“五步产盐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绛县剪纸、夏县面塑等传统手工艺也独具特色。

自然与生态特色上，永济市的伍姓湖湿地是山西省第二大淡水湖，栖息着黑鹳、大鸨等珍稀鸟类；涑水河峡谷（绛县段）是未开发的原生态峡谷景观，很适合徒步探险。

不过，涑水河流域也面临着现代挑战，水资源短缺就是一个大问题，流域内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