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中旬，我爸刘建勋从广西调到了河南，当上了省委的第一把手。在河南工作期间，他认识了钱正英阿姨。他们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儿，有过几次争论，但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后来反而成了很聊得来的朋友。我爸比钱阿姨大概大十岁，他们俩都是知识型的干部，革命友谊一直保持到老年。每次钱阿姨来河南，都会去找我爸，两人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

大概在1965年那时候，钱阿姨带着团队去了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回来后，她给爸妈带了两小桶那边特有的红茶，桶上画着特别好看的外国图案，我特别喜欢，就求着妈妈不要把空桶扔掉，让我装点自己的小东西。我爸妈平时都不喝红茶，只有家里来了喜欢喝红茶的亲戚朋友时，他们才会拿出来招待客人。

看着他们那么珍惜的样子，我隐隐感觉到钱阿姨和我爸妈的关系很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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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妈和她老爸以前一起做水利工作的那些事儿

我第一次碰见钱阿姨，是在郑州西边儿工人文化宫的那个露天游泳池。那时候，我爸和市里的领导们老爱跟大伙儿一块儿在那个小泳池里泡着。有回我跟爸一块儿去，就见一位阿姨在水里游得特别带劲儿，姿势帅气，好多人都盯着看。旁边的人说，那就是钱正英阿姨。钱阿姨特别爱游泳，每周都要争取游两次，每次都要游上一千米。到了1994年9月，她都71岁了，视察长江的时候，还下水游了快一千米呢。

我和老婆头一回去探望钱正英阿姨，一踏进她那朴素的客厅坐下，钱阿姨就跟我聊起了我爸的一件好玩的事儿：“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你爸在湖北当省委第二书记。有些干部进城后就开始嫌弃糟糠之妻，闹着要离婚。你爸看到这种情况，就在好多场合都说，要和刘子厚（那时候他是省纪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一起搞个‘幸福委员会’。他俩一个当主任，一个当副主任，就是想让大家家庭和睦，保护妇女的权利，反对这种坏风气。这事儿在当时全国各省部级的干部里都传开了，影响可大了。”钱阿姨边说边回忆，笑得可开心了，过了这么多年，那画面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9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为了给老爸出一本纪念集子，我给钱阿姨写了封信求帮忙。没想到，她真的回了封信，还足足有800多字呢。在信的一开始和最后，她都跟我道歉说回信晚了。就是从这封信里，我了解到了他们工作中是怎么互相配合的一些事情。

1965年搞“四清”运动时，钱阿姨被派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实地工作。那时候，“左”的风气很厉害，工作推动挺不容易。还好有她父亲的帮忙，黄委会在那会儿基本上按照正确的路子用了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水电部和河南省携手合作，一起推动河南的水利事业，尽量让“文革”少耽误生产。到了70年代，河南大规模打机井，就是他们一起努力的结果。还有在山区建设上，像林县、辉县这些在全国出了名的好地方，也是他们一块儿树立起来的。……

信里也说了新中国在搞水利建设时，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会议。

1961年7月22日，爸爸被中央正式选为河南省委的一把手后，在聊起平原地方的涝灾和盐碱问题时，他说：“平原治水问题这么普遍又严重，这不只是干活的问题，而是个大方向的问题。平原这儿治水得主要靠排，当然也得结合灌和滞。不过，在中央还没改‘重蓄水’这个主意前，咱们河南‘重排水’这事儿先不对外说。得把那些挡水的工程拆掉，让水自然流，先停下引黄河水的事儿。”从这以后，河南就开始调整做法，爸爸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得到了钱阿姨的大力帮忙。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开预备会那会儿，我爸代表河南省委，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交了一份正式报告，说黄淮平原治水问题挺严重的，这事儿中央很上心。到了七千人大会上，周总理讲话说，散会后他要亲自管管冀鲁豫那边的水利。陈毅副总理参加河南组讨论时，还当着大家的面说，要请中央批准他带一个师的部队来，帮河南把挡水的工程给挖开。会议结束后没几天，水电部就按照周总理的吩咐，在北京组织了冀、鲁、豫、皖、苏、京这几个地方的水利会议。会上，周总理明确支持了河南的看法，最后各省（市）的领导也都达成了共识。

1961年秋天，钱正英（左边蹲着的那位）和刘建勋（右边蹲着的那个）一起到河南农村，去看看那边的机井建设工地情况。

1962年3月12日，谭震林副总理和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阿姨一起，带着一个三级联合检查组到了安阳。他们先去看了看河北、山东、河南这三个省交界地方的水利工程。接着，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范县开了个会，会上我爸讲了河南这半年来在搞水利时碰到的问题和想的办法，还说了三条改正的具体措施。钱正英阿姨他们听了都很赞同。

在范县会议快结束时，钱正英阿姨进行了很长的一段总结讲话。她用很专业的知识讲解了黄河灌溉导致土地变咸变碱的原因，并呼吁大家：要想彻底治理好黄河，“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大家还得继续加油干。”

李日旭，以前当过河南省水利厅的副厅长，他回忆说，范县会议经过深思熟虑和专业讨论后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要把挡水的工程都拆掉，让水按原来的样子流；第二件是要赶紧想办法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第三件是得停了用黄河水灌溉……河南提出的这三个办法最后都被采用了。

在那一年的11月和12月，农业部和水利电力部各自举办了全国性的大会，从国家的高度正式改动了“三为主”政策，也就是之前强调的以蓄水为主、以小型项目为主、以合作社办理为主的方针。

钱阿姨回信时说：“一九六九年‘九大’一完事儿，刘建勋就接了周总理的任务，和纪登奎同志一块，陪我去三门峡开了个会，商量并决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造办法，还有黄河近期要怎么治理……”

钱阿姨说的“三门峡工程要按新方案改建”，意思是：1969年夏天，西安和周围地区防洪又紧张起来。周恩来总理让我爸爸和纪登奎帮忙，协助钱阿姨在河南三门峡组织了个四省治黄会议，一起商量办法。最后，大家同意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原则：得先保证西安和下游安全，然后合理防洪、冲沙、排淤，还能利用水流发电，并且打开了1到8号的导流底孔。这几个底孔，其实是水利专家黄万里以前反对建三门峡大坝时，坚持要留下来以后排沙用的，可惜当时没被采纳。

赵业安，以前是黄委会水科所泥沙研究室的主任工程师，他跟我讲过会议期间的一个小故事：会议一开始，陕西那边就觉得水电部给的解决办法不太行，觉得改建规模不够大，没达到他们的期望。陕西来的一个领导说有急事得马上回去，不打算再参加会议了。可陕西是这次会议的关键，一走会议就谈不拢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爸和钱阿姨商量了下，就跟那位领导说：“你有急事要忙，那咱们就先停停会。我也没去过陕西，正好和钱正英同志一起陪你回去。等你忙完了，咱们再一起回三门峡，继续开会。”他们三个商量来商量去，没过几天就一起回了三门峡。后来会议进行得很顺畅，最后结果也很满意。

1971年以后，中央安排我爸接替李德生，当上了国务院管黄河治理的小组组长。一直到1978年他回北京养病前，我爸都在周总理的带领下，和钱阿姨一起管着黄河的事情。他们互相帮忙、一起商量，合作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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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英重视并提拔河南那些有能力的干部和科技人才。

2011年4月27号，钱正英阿姨在家里跟我聊天时，很有感触地说：“‘大跃进’那会儿，河南被批评的那帮干部其实做的是对的，后来还是他们带着大家救灾，挺过了难关。‘文革’期间，也是他们坚持工作，撑了下来……”因为各种原因，像焦裕禄、杨贵、郑永和这些好人，都被人冤枉过，还有不少干部、劳动模范、科技人员，甚至普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也都跟着受了牵连。钱阿姨一直记得这些努力干活、一起克服困难的好干部和科技人才，她多次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替他们讨公道。

焦裕禄因病早早离开了大家，而杨贵和郑永和后来被周恩来总理分别提拔为公安部和水利部的二把手。钱阿姨都夸他们是“水利上的好书记”。之后，郑永和还成了钱阿姨的好帮手。钱阿姨赞扬郑永和他们：“在我看来，像郑永和这样的辉县共产党人，带着老百姓干出的出色成绩，已经跟那高高的太行山连在一起了……我为有像郑永和这样心里装着群众的县委书记感到自豪！”

▲2011年4月27号，刘立强和耿西林夫妻俩去探望钱正英时，拍了一张合照。

钱阿姨在1993年写的《我和我的师友们》这本书里，很有感触地说，那些为中国水利事业拼了几十年的人们，还有那些带领大家治水的人，一个个仿佛从历史里走来了，一直在我心里转悠……他们都是大禹的后代，是江河的守护神。

除了杨贵和郑永和等人，钱阿姨也很看重并保护那位被誉为“河南水利界的张光斗”的陈惺。陈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革命，1950年，他积极响应毛主席“修好淮河”的号召，主动申请到河南去搞水利建设。几十年来，他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坚持下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当过河南省水利厅的副厅长和总工程师，还做过省政府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党组书记和主任，甚至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请去当农田水利的专家顾问。但后来有人在陈惺退休的事情上捣乱。钱正英知道后，马上让人按照党的政策把这事办好，这让陈惺和他的家人都特别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