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幸拜读袁凌先生的《冯兰瑞：从稻草人到思想者》一文，方始洞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最初由冯兰瑞先生率先提出。但少有人知此名。

位于北京东总布胡同的一座古旧宅邸之中，书架上堆满了各类书籍，其中两卷《冯兰瑞经济论文选》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论文收录了她于理论界拨乱反正之际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阶段论”中的经典篇章。

冯兰瑞，一位地道的贵阳人，1920年诞生于一个家境中等的家庭。她的童年岁月，是在外祖父那座宽敞的花园中度过的。六舅谢凡生，在上海求学期间，便早早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在六舅的影响下，冯兰瑞也毅然加入了学潮的行列，为此曾两次遭受学校的处分——一次是被除名，另一次则是被迫退学。无奈之下，她只得随父母迁往重庆，继续她的学业。

于重庆淑德女中，冯兰瑞再度引发了一阵波澜。该校鉴于参与圣诞节全市教会学校的联合演出，特地安排她饰演身着红衣的小天使角色。冯瑞兰虽每次都积极参与排练，却在正式演出当天悄然离场。

晚年的冯兰瑞回忆道：“我这么做，是有意为之。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论者，我一向不信奉宗教，更不会自诩为小天使。”

冯兰瑞，本非宗教信仰者，却毅然投身革命浪潮，于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所肩负的使命，是在那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中播撒党的种子，积极发展新党员。

在重庆遭受大轰炸的岁月里，冯兰瑞老师于北碚投身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讲授知识。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为了躲避追捕，他勇敢地搭乘一艘满载肥猪的巨轮，离开了四川，历经辗转，最终抵达了延安。在那里，他先后服务于青年委员会及中央研究院，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此后，冯兰瑞辗转至晋察冀地区，于一场舞会邂逅了李昌。在交往过程中，身为“领导干部”的李昌身边，其警卫员始终忠诚地守护在窑洞之外，这令冯兰瑞感到颇为难堪。

于青委任职期间，冯兰瑞曾受许立群之邀，执笔撰写了当时矗立在大砭沟口处的“轻骑队”墙报文章。然而，冯兰瑞自感资历尚显稚嫩，因而婉拒了此次邀请。

“轻骑队”由青委同人成立。昔日，在墙报上刊文者，不仅有声名显赫的丁玲、王实味，亦包括于光远、李锐、许立群等知名人士。这些人后来多数被实施隔离救治，于光远被贴上了“特嫌”的标签，李锐则被囚禁于保安处的暗室。李昌因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与官方立场相左，被下放到山西兴县担任县委书记。

冯兰瑞调入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后，新同事中加入了王实味。冯兰瑞对韵文情有独钟，对于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句，如“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能一瞥即记于心。此外，他对延安的等级制度亦感同身受。

在1942年3月底《解放日报》座谈会上，冯兰瑞从到场讲话的毛泽东口里，听到了对于王实味、丁玲等人“平均主义”言论的批评。

不久，整风运动拉开序幕，王实味遂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被批判与“抢救”的焦点，他站在台上，低头承受着群众的严厉指责。

在重庆任职期间，冯兰瑞的直属领导郑代巩遭受了特务的指控，最终以悲剧收场，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韦君宜的配偶杨述则被贴上了“特嫌”的标签。冯兰瑞一生中的挚友王丹，在与艾思奇喜结连理的那一晚，艾思奇随即遭到了组织的隔离审查，而王丹则在孤寂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第二天也未能幸免，同样被实施了隔离。

冯兰瑞起初安全，但随后...杨述的“特务”嫌疑意外地波及到了她，支部书记遂下令，要求她撰写一份自我陈述材料。搞得冯兰瑞很紧张。几天后，冯兰瑞被通知参加大会，提心吊胆地走进会场，竟意外地目睹了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说：抢救运动搞错了，并举手敬礼向在场者表示道歉。

紧接着进行的甄别工作中，冯兰瑞肩负起了审查干部复查的重任，她四处奔波外调，成功为一名被怀疑为托派分子的李又常洗清了嫌疑。然而，与她同在窑中的谌曼丽，却始终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谌曼丽才貌兼备，性格开朗，精通京剧演唱，被誉为延安某个版本“四大美女”之一。其父与周恩来同窗，因此她被周恩来收为义女。在抢救运动的浪潮中，谌曼丽成为了党校的楷模，她在大会上公开陈述了自己的遭遇，揭露了那一段被“后母胁迫，被迫陷入他人情网，最终沦为女特务”的痛苦经历。冯兰瑞在台下一时愣住，目瞪口呆。夜幕降临，他们同睡于一个窑洞之中，耳畔不时传来山下吉普车急速驰骋的声音，心中不禁忧虑，生怕那些人又会寻至他们的藏身之处。

在抢救运动的激流中，谌曼丽与丈夫陈振球选择了分手，并将孩子托付给了同乡。到了1946年，众多经过甄别得以解放的干部纷纷离赴延安，而冯兰瑞亦随波逐流至晋察冀，唯独谌曼丽仍旧留在延安。不幸的是，她在1945年年底，一场暴雨导致的窑洞坍塌中不幸丧生，年仅23岁。

面对谌曼丽的不幸遇难，同样身处延安的萧军深感痛惜。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谌曼丽，她“喜好玩乐，钟爱美丽，依旧保持着少女的纯真”，言辞间流露出的，是对她如此天性的深深惋惜。向来情感内敛的他，在追悼会上泪如泉涌。萧军透露，谌曼丽滞留延安，其根本原因在于她需静待甄别结果的揭晓。

相较之下，冯兰瑞并未遭遇太大的波折。直至解放初期，她自苏联归来，方接获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父亲在贵州的镇反运动中不幸被判处死刑。

冯兰瑞的父亲曾毕业于民国时期的法政学堂，并于解放前担任过县长的职务。新政权刚刚确立，他毅然决然地前往贵阳，向新政府表示归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被县中的农民捕获，并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惩罚。

昔年，贵州省下辖的81个县之县长，无论其是选择投诚、发动起义抑或被俘，均遭受了极刑。

冯兰瑞相信“党的政策不会错”，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1953年，母亲到北京看女儿，提及父亲死于非命，冯兰瑞安慰母亲说，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国民党，“过去的事就不要多想了。”

秉持这样的信念，冯兰瑞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数年。在反右运动期间，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的冯兰瑞，对将提出保密制度建议的讲师尹缙瑞定性为右派表示异议，她在党总支会议上挺身而出，坚持己见，然而她仅拥有一票，无法左右集体的决策。尽管如此，尹缙瑞仍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劳动改造地。冯兰瑞的档案中，亦新增了一条关于右倾的鉴定记录。

在文革期间，担任对外文委书记的李昌遭受了不公，被诬陷为彭真的黑帮成员。冯兰瑞则因过往的右倾问题，与李昌一同遭受下放和劳改的命运。李昌在文革中两次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造反派抓回哈尔滨进行批斗，而第二次，冯兰瑞则被迫与他一同受难，抵达哈尔滨后便被立即隔离，只能广播中传来李昌遭受拳脚相加的惨状，在被押送出去参与惩罚时，与李昌一般，被迫低头弯腰，常常是长达数小时的“喷气式”折磨。

回京前最后批斗李昌在卸任之际，不幸遭人从后方猛力踢落楼梯，导致头部受伤，生死堪忧。冯兰瑞先前被押送回北京，当她与丈夫相见时，只见李昌头部缠着绷带，鼻子青肿，满脸伤痕，宛若刚从战场凯旋而归的伤员。

1973年，局势渐趋平和，冯兰瑞与于光远重逢，共同投身于书籍的编纂工作。次年，即1975年，他被调入由于光远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从而正式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门。

1979年，冯兰瑞携手苏绍智共同著述《论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此作一经问世，便引发了热烈的学术争论。

本文指出，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观点引起了当时理论界的权威人物胡乔木与邓力群的关注。两位均为冯兰瑞在延安中央青年委员会工作时的老相识，然而在观念的分歧下，他们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胡乔木坚定立场，促使中宣部召开两次会议，专门部署了对“阶段论”的批判工作，并在社科院内亦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同时禁止相关当事人进行反驳。

在中宣部的会议上，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意外发声，让批判者哑口无言。王若水引述的文章证明，“阶段论”早在这篇文章中便已提出，而这篇文章是经胡乔木本人审定和邓小平点头发表的。

胡乔木一时语塞，批判会亦随之草草结束。

此后，于光远将“不发达阶段论”拓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该理论被正式载入《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并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确认。在2008年，著名学者于光远撰写了一篇回忆录，其中明确肯定了冯兰瑞与苏绍智在这一关键理论领域的开拓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