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9年，武昌城外，一位蜀汉使者面对东吴君臣的刀剑相向，坦然自若地说道：“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吞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今若委质于魏，魏必望大王朝觐，求太子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亦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说话的正是蜀汉使臣邓芝，而他刚刚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夷陵之战后重修吴蜀之好。

这段对话，展现了三国时期一个常被忽视的战场：外交舞台。

当我们谈论三国历史时，往往聚焦于官渡、赤壁、夷陵等著名战役。

然而，在刀光剑影之外，还有一个同样精彩的外交世界。

在这里，胜负不取决于兵力多寡，而取决于使者的智慧与口才。

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只身赴江东，说动孙权联合抗曹，这是外交；

黄初二年（221年），赵咨出使曹魏，为孙权讨来吴王封号，这也是外交；

章武二年（222年），邓芝使吴，重修吴蜀联盟，这同样是外交。

这些外交活动往往在历史叙述中被一笔带过，但它们对三国格局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大战。让我们走进这个充满智慧较量的隐形战场，认识那些凭借三寸之舌周旋于各国之间的外交高手。

邓芝，这个在《三国志》中与赵云同传的人物，堪称蜀汉最成功的外交家。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在夷陵惨败，病逝白帝城。吴蜀关系降至冰点，曹魏虎视眈眈。在这个危急时刻，诸葛亮选择了邓芝出使东吴。

临行前，邓芝对诸葛亮说得很直白：“现在后主年幼，刚刚即位，应该派大使前往东吴与其重新和好。”但他心里清楚，这次出使凶多吉少——孙权刚刚大胜，怎么可能轻易与仇敌和解？

果然，到东吴后，孙权迟迟不肯接见。邓芝不慌不忙，上表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今天来也是为了吴国，而不仅仅为我们蜀国。”

这句话打动了孙权。见面时，孙权直言不讳：“我的确想与蜀国和亲，但是担心蜀主年幼，蜀国弱小而外敌强逼，被魏国欺凌，不能自我保全，故此心存犹豫。”

邓芝的回答堪称外交辞令的典范，他首先承认了蜀汉的弱势，然后巧妙地将两国命运捆绑在一起：“吴、蜀二国占据四州土地，大王您是当世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人杰。蜀国有天险固守，吴国有三江阻隔，将这两个优势合起来，结为唇齿联盟，进可并吞天下，退可鼎足三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他接着指出投降曹魏的后果：“大王您现在如果去投靠魏国，魏国必定首先要求您去朝拜，继而想要让您的太子入朝作作为质子，如果您不从命，他们就有了进兵前来讨伐的借口，那样蜀国也必定会随势顺流而见机行事。这样一来，江南之地恐怕不再是大王的国土了！”

这番话有理有据，既肯定了孙权的实力，又点明了利害关系。孙权沉默良久，终于回应：“君言是也。”于是决意与魏断绝关系，与蜀汉联合。

邓芝此次出使，不仅修复了吴蜀联盟，更为这个联盟续命四十年。直到蜀汉灭亡前，两国始终保持着战略合作关系，这在外交史上堪称奇迹。

如果说邓芝擅长构建联盟，那么东吴的赵咨则精通如何维护国家尊严。

黄初二年（221年），曹丕篡汉建魏，孙权为避免两线作战，决定暂时向曹魏称臣。派遣的使者正是赵咨。

曹丕居高临下地问：“吴王是什么样的君主？”

赵咨不卑不亢：“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曹丕让他具体说明，赵咨答道：“他从平凡之辈中起用了鲁肃，这显示了他的聪慧；他从行伍之中提拔了吕蒙，这显示了他的明察；他俘获了于禁却没有加害，这显示了他的仁德；他夺取荆州而军队不动一刀一枪，这显示了他的智谋；他占据三州之地，如猛虎般雄视天下，这显示了他的雄威；他能够向陛下屈身称臣，这显示了他的韬略。”

这段回答滴水不漏，既肯定了孙权的才能，又解释了称臣是战略选择而非软弱。更妙的是，赵咨在维护孙权的同时，丝毫没有贬低曹丕。

曹丕又问：“你们吴王很博学吗？”这个问题暗藏机锋，暗示东吴是蛮夷之邦。

赵咨立即回应：“我们吴王统率着上万艘战船，拥有百万雄师，任用贤才，发挥他们的才能，志向在于经营天下、开疆拓土。即使有空闲时间，也会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和历史典籍，以汲取奇闻异事，增长见识，并不像那些普通的儒生那样只知道死抠字句、寻章摘句。”

曹丕还不死心，追问：“吴国可以被征伐吗？”

赵咨斩钉截铁：“大国拥有征伐的军队，小国也有坚固的防御。”

曹丕最后问：“吴国能抵御魏国的进攻吗？”

赵咨答得更妙：“我们有百万披甲的士兵，长江和汉水就像护城河一样，有什么难以抵御的呢？”

这场外交交锋，赵咨完胜曹丕。他既完成了称臣的任务，又维护了东吴的尊严。更难得的是，他对答如流，不辱使命。连曹丕都不得不感叹：“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谓然乎！”

并非所有的外交活动都能成功。曹魏的蒋干，就是一位悲剧色彩浓厚的外交官。

建安十四年（209年），蒋干奉命前往江东游说周瑜。他以为凭借自己与周瑜的旧交，能够说服这位老朋友归顺曹操。然而，他低估了周瑜的决心，也高估了自己的口才。

《江表传》记载了这次著名的会面。蒋干布衣葛巾，以私人身份见周瑜。周瑜一眼看穿他的来意，开门见山地说：“子翼（蒋干）辛苦了，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吗？”

蒋干只好否认：“我与您的同乡相隔甚远，虽未谋面却久闻您的高尚品德，特来叙旧并观察您的风范，却听闻您自称说客，莫非是故意欺诈吗？”

周瑜不为所动，带着蒋干参观军营，展示军资，然后在宴席上说：“大丈夫立身处世，遇到赏识自己的明主，表面上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有如骨肉至亲，情深恩重。君主对我言听计从，我与君主福祸同当。即使像苏秦、张仪那样能言善辩的人死而复生，或者郦食其那样的说客再度出现，我都能拍着他们的背，驳倒他们的言论。（他们尚且不能说服我，）又岂是阁下你这点浅薄的言辞所能动摇的呢？”

这番话彻底堵住了蒋干的嘴。他在江东三日，竟无从开口劝降，回去后只能对曹操说：“周瑜气度宽宏，情致高雅，并非能够通过言辞离间的”

蒋干的失败，在于他错误判断了形势和周瑜的决心。在外交活动中，单凭个人关系和口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在对局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

除了这些知名使者，三国时期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外交推手。

例如蜀汉的费祎（yī），曾多次出使东吴。

孙权为人“性格既滑稽，嘲弄没有分寸”，而诸葛恪等吴臣才博果辩，论难锋至。

费祎“说话合乎道义，据理力争，绝不屈服”。

孙权十分欣赏他，说道：“您是天下具有美德和才能的人，必定会成为辅佐蜀国君主的重臣，恐怕再也找不到别的人了。”

还有伊籍，刘备派他出使东吴。

孙权听说他辩才出众，想在见面时用言语折辱他。

伊籍刚行完拜礼，孙权就说：“你辛辛苦苦地侍奉一个无道的君主吗？”伊籍最早依附刘表，但很早就与刘备结交，并在刘表死后果断追随刘备，属于刘备集团的早期成员。这里的“无道之君”是孙权在言语上贬低刘备。

伊籍应声答道：“我这才一拜一起行了个礼，算不上辛苦。”

孙权被他的机智折服，从此对他十分敬重。

东吴方面，除了赵咨，沈珩（háng）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黄初三年（222年），孙权击败刘备后，与曹魏关系恶化，派沈珩出使解释。

曹丕质问孙权为何自立年号，沈珩回答得很艺术：“我愚钝无能，尚未达到能够洞察事物征兆、预知微妙变化的境界，但私下实在为陛下感到忧惧。凡是帝王兴起，必定会有承受天命的征兆，以及取代前朝的合法依据。如今汉朝皇室衰败微弱，天下动荡不安，这正是忠臣竭尽心力、志士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臣虽微不足道，仍冒昧向陛下陈述这些想法。”

他既没有否认事实，又将孙权的行为解释为忠臣之举，为双方留下了转圜余地。

分析这些成功的外交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具备一些共同特质：

首先，知己知彼。邓芝了解孙权的顾虑，赵咨清楚曹丕的傲慢，他们都做了充分准备。其次，不卑不亢。面对强权，他们既不过分强硬导致谈判破裂，也不过分软弱损害国家利益。第三，随机应变。外交场合瞬息万变，使者必须能够根据现场情况调整策略。第四，忠于使命。无论面对什么诱惑或威胁，他们都牢记自己的任务和立场。

这些特质，在今天的外交活动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三国外交史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负往往在战场之外就已经决定。出色的外交能够化敌为友，扭转局势，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我们重温邓芝重修吴蜀之好、赵咨不辱使命、费祎应对自如的故事时，不禁为这些外交家的智慧与勇气所折服。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他们用三寸之舌，创造了不亚于千军万马的功业。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外交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三国使者的智慧，依然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真正的强者，不仅要有强大的武力，更要有化解矛盾、争取朋友的智慧。#三国的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