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篇章已然落下帷幕，但知青们上山下乡的历程，仍未抵达终点。

在大众的认知中，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往往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紧密相连。即便是最直接体验过那段知青生活的前辈们，在回顾那段过往时，也不自觉地会提及：随着“十年动乱”的烟尘渐渐散去，千百万知青如同潮水般涌入返城的行列。这一股潮流的涌动，宣告了城市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历史阶段的结束。

宏观而论，这一观点颇具洞见。若非“文化大革命”的落幕，那场波及广大农村的上山下乡浪潮或许亦难以维持。但若深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真正意义上的终结，实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后的数年间。

1976年岁末，在首都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共有208名知识青年的代表参与了盛会。此现象固然源于上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仅有12名知青代表与会，毛泽东主席曾亲笔批示：“下次应增派更多代表参与。”（顾洪章、马可森：《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纪事》，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为践行已故领袖的遗愿，此次聚集的人数多达二百余众。此外，此举亦彰显了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党和国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切关注与高度重视。

12月27日晚，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二十余位同仁，在人民大会堂盛情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代表。据后续媒体报道，会见期间，知青代表们的激动情绪溢于言表，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情感充沛，真挚动人。转眼间，岁月流转至12月31日，与会知青代表联名向华国锋主席及党中央献上了一封充满敬意的信函。在信中，他们表达了投身农村、学习大寨精神的坚定决心，立志成为推广大寨县经验的坚定力量。

正如我先前所述，截至1976年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仍有大约809万知青扎根于此。在这其中，有高达188万人是在那个变革激荡的1976年刚刚踏上下乡之路。到了1977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知青应当深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此事极为关键”的指示。

显而易见，当“四人帮”的覆灭初现曙光之际，知青上山下乡的浪潮依旧澎湃，远未显现退潮迹象。1977年，高达171万的城镇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召唤，加入了这场下乡的潮流。与此同时，因招工、升学、因病退伍或参军等原因，约有103万人离开了农村。至1977年底，农村地区留守的知青人数累计达到了864万。

经过“文革”落幕一年多，人们不禁惊讶地发现，知识青年群体的规模非但没有减小，反而相较于1976年年底，显现出了明显的扩张趋势。

二、反思“上山下乡”

1978年，这一年意义非凡，它不仅预示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也可能标志着这一历史篇章的转折点正式开启。在这一年，那些在农村辛勤劳作长达八年甚至十年的知青群体，终于感到了耐心即将耗尽。他们所经历的粮食短缺、温饱难以保障、医疗资源匮乏、住房以及日常生活的种种艰难，加之年龄渐长仍未婚配、未来充满迷茫的痛苦，共同汇聚成对上山下乡政策的怨声载道与抗争。正是残酷的现实生活，激起了他们内心的不安与躁动，不满与焦虑如潮水般涌现。

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了知青问题的紧迫性。邓小平于3月28日与胡乔木、邓力群进行交谈时明确指出，必须探讨如何让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目前实行的上山下乡政策并非长久之计，且农民对此并不欢迎。

以四川为鉴，该省人口繁盛，总数已逾亿人，然而人均耕地面积却仅有寥寥数亩。在这种情势下，城市居民的下放至农村，实际上与农民在粮食资源上形成了一种竞争态势。鉴于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应是确保城市青年免受下乡的艰辛，随后方能着手探讨如何吸引农村人才。简而言之，我们亟需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吸纳更多劳动力，并在此过程中实施相应的策略。（摘自顾洪章、马可森所著《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纪事》第154页。）

言语中透露着质朴的诚意，然而将其付诸实践，在当年却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壮举。在此之前，提及知青上山下乡，人们往往将其与培育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紧密相连，与抵制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与践行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相联系。然而，邓小平的这一番言论，却实事求是地将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还原，将其回归到吸纳更多劳动力的初衷，实际上也就是回归到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核心。

提及之余，本人已投身乡村生活十载有余，俨然成为了一位资深的知青。在我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中，我以个人经历为灵感之源，细腻地刻画了知青们抵达粮食匮乏的农村后，不可避免地与农民兄弟为争夺粮食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小平同志巧妙地运用“抢”字来描述这一场景，恰如其分，直击要害。

7月3日，胡耀邦在与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上山下乡的道路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我们应当逐步缩减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并最终实现无需下乡的理想状态。此方针无疑是正确且切实可行的。在解决安置问题的关键环节，我们的工作重心将聚焦于城市区域，尤其是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三大直辖市，优先确保这些城市的安置工作得以妥善解决。言辞简练，直接揭示了安置问题的核心所在。

9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三位尊贵领导莅临现场，召集国家劳动总局、知青办公室、共青团中央等关键部门负责人，就知青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紧接着，10月9日，李先念副总理再次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对知青问题进行了第二轮的专项研究。继此之后，10月18日，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知青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

各地均热切地期盼着，此时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若未能及时且妥善地处理，恐怕将衍生出更加棘手的难题。

李先念在第三次讨论会上再次重申：“众说纷纭，所谓‘四不满意’，正是我之观点所在。青年群体、家长群体、社队组织，乃至国家层面，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对于女性而言，母亲们的忧虑无处不在，此类问题亦屡见不鲜。”叶剑英亦在会上表示支持：“我赞同此文件，认为会议应深入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知青问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难题，迫切需要得到妥善处理。目前，众多城市青年普遍对前往农村持规避态度，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却有八百万青年热切期盼重返家乡。他们在城市中无所作为，这一现象无疑已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潜在威胁。”（摘自顾洪章著《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纪实》，中国检查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至158页。）

得益于上层决策者对当前形势的敏锐洞察，知青政策也随之推行了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措施包括激励知青积极投身高考，摒弃了以往单纯强调在农村扎根进行革命的做法，同时也不再宣扬“扎根派”的口号。

河北省、甘肃省、青海省、湖北省、四川省与江苏省的知青管理部门联合提出建议，在条件适宜的县镇地区，暂缓执行上山下乡政策。与此同时，针对知青回城安置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一项创新的临时性方案——“子女顶替”，即在父母退休或离职之时，允许他们仍在农村生活的子女迁入城市就业。

作为我国的一座超大型都市，上海肩负着111万上山下乡知青的重任，其所面临的压力尤为显著。鉴于此，我们建议适度放宽因疾病或困境而退休的政策门槛。对于符合资格的知青，我们将在未来三年内分阶段召回大约十六七万人，并确保他们获得适宜的工作岗位。对于仍留在农村的十余万插队知青，我们将提供相应的补助，并呼吁各省市、区域携手协助解决他们的探亲假期问题及招工难题。同时，针对新近毕业的学生，我们将不再强制实施“一片红”、“一锅端”的下乡政策，而是重新推崇“文革”初期提出的“四个面向”的教育方针。

自1978年的深秋至1979年的春末，政策的灵活调整使得上海的各级知青办公室门前始终熙熙攘攘，人潮涌动。众多渴望知晓回沪细节及政策的知青，尤其是那些在乡间耕耘多年、资历颇深的知青，纷纷涌至。无论是炎炎白昼还是夜幕低垂，街道上的知青办公室与区级知青办公室门前，总是络绎不绝。咨询者众多，以至于每日的接待人数无法满足需求，只得延期至次日。因此，一些区级知青办公室门前，常常是昼夜不辍地排起长队。他们急切地咨询，针对他们这样的特殊情形，是否有重返城市生活的可能。

上海、北京、天津等一线城市正陆续回归都市生活的风尚前沿，与此同时，诸多地区亦正遭遇着崭新的挑战和需求。

同年，江西省的农场知青们提出了一项诉求，即在重返城市、重返职场之际，希望他们在农场积累的工作经验能够被计入工龄。鉴于此，江西省劳动局向国家劳动总局递交了请示，并迅速收获了明确且积极的回应。

这一系列政策上的放宽，导致了至1978年底的数据呈现出显著的对比。原本计划当年投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有134万之众，然而实际下乡的人数却锐减至48万。人们不再热衷于空谈豪言壮语，也不再深究“反修防修”的繁复教义，转而纷纷寻找借口，以表达他们不愿投身农村的决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反馈亦表明，当年动员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动遭遇了空前的巨大阻力。与此同时，通过多种途径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人数高达255万，这一数字彰显了退潮般迅猛的回流趋势。

那些回归都市的知识青年，凭借他们自身的亲身见闻，细致入微地叙述了他们在农村所经历的种种遭遇。这不仅对当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构成了挑战，更深刻地揭示了那段历史的复杂性。“我们所经历的，绝不是人力所能承受的艰辛。”一位曾满怀激情、积极鼓动毕业生和街区青年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办主任，在前往菜市场采购时，竟然被归来的知青用菜篮子重重地砸中头部，遭受了严重的伤害。

那群投身劳动的知青，胸中怒火熊熊，愤怒地宣称，正是这位昔日的主任所散播的宣传，让他们误以为即将踏入的农村将是一片风光旖旎、五谷丰登的乐土，然而现实却与他们的期望相去甚远。如今，这位主任竟企图再次误导他人，若不给予他应有的教训，心中的愤懑恐难平息。那位主任因此遭受重击，不得不在家中休养了整整两个月。令人不解的是，当派出所的民警闻讯上门探望，询问是哪几位返沪的知青所为时，他却选择沉默不言，恳求民警不再追查此事，并坚称自己不会透露任何信息。

此事件终未获妥善解决，由此亦可见一斑。直至1978年，不仅那些亲身经历“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层亦然如此；即便是那些具体负责知青工作的各界人士，也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沉思。

正是那位肩负基层具体工作的知青办主任，得知我正在着手创作一部以知青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后，特地上门劝慰我。“无论你选择何种创作领域，请勿触碰知青上山下乡这一敏感议题。我愿意为你提供帮助，你计划如何着手？是否打算继续以往的风格，为知青运动谱写颂歌？然而，如今许多知青正陆续返回城市，他们分享着下乡的艰辛与挑战，满腹牢骚。这显然不是适宜的时刻。若你真实地描绘他们在乡下的艰难，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上山下乡的崇高意义，这在以往可能被视为不妥，如今亦不可忽视。我建议你暂停写作，或许应该思考如何通过病退的方式回到城市。”这段话出自那位长期投身于知青工作的街道干部当年的真挚心声。

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地与我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普遍认为，无论是深入农村生活的细腻刻画，还是历史故事的鲜活讲述，抑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动呈现，都可作为创作的可行方向。然而，他们也无不忧虑地指出，在现时，创作聚焦知青题材的作品可能并非上策，因为这样的作品在出版领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显然，在1978年，面对确保国家稳定和团结的急切需求，众多领导机构及投身于知青工作的组织，既坚定地认同了知青运动的整体方向以及广大知青上山下乡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又未曾违背良知，表里如一。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呈现了知青运动中暴露出的各类问题。一方面，我们郑重承诺，将全面解决广大知青所反映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鉴于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错综复杂，处理起来纷繁棘手，因此，解决知青问题必须采取逐步推进、分阶段、分批次的方法。

一方面，我们郑重作出承诺，将竭尽全力为知青返城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这涵盖但不限于提供就地安置就业机会、大力宣传扩大征兵规模、激励大家积极报考大学，并进一步放宽病退、困退返城的政策，同时减少当年的下乡名额。另一方面，我们亦在积极宣传那些在知青群体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及其令人动容的事迹。此外，我们明确表示，在未来数年内，我们还将组织并安排一部分应届毕业生投身于上山下乡这一伟大的事业。

自10月31日至12月10日，历时41个日夜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圆满落幕。此次会议不仅对过往成就进行了全面回顾，更敢于正视现实中的矛盾，紧密贴合国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更高效地解决知青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总体来看，会议采取了全面布局、周密策划的策略。在深入探讨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会议亦重申，上山下乡等“四个面向”政策仍需持续、严格执行。

11月23日，恰逢会议隆重召开之际，《中国青年报》于头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由该报评论员精心撰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深度评论。

本文全面剖析了自“文化大革命”时期兴起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深入探讨了三大核心议题：精确评估该运动十年间的实际成效、准确把握与工农群众紧密融合的发展道路，以及精确掌握缩小城乡、工农以及脑力与体力劳动三大领域差距的有效策略。

在赞颂知青们投身农村的满腔热忱与无私奉献之际，文章亦客观地指出，他们在农村的生活中往往难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众多人不得不面对婚姻、住房、健康等方面的重重难题。不少地区甚至缺乏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的基本设施。许多知青因此陷入消极与压抑的状态，民众对此也普遍表达了不满。在虚假口号的掩饰下，个别不良分子竟然胆敢侵占知青的工作经费、接受贿赂、肆无忌惮地敛财，他们压制知青的民主权利，发泄个人私愤，损害知青的身心健康，以满足一己私欲。

他们滥用职权，频涉交易、买卖、顶替和安插亲信，使得“走后门”等不良风气得以四处滋生。这种腐败与丑恶的行径，严重损害了社会风气，腐蚀了部分青年的心灵，甚至诱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误入歧途。文章强调，我们必须深入挖掘这些问题，并积极探寻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文章进一步揭示，林彪、“四人帮”虽在口头上高呼青年应与工农群众紧密团结，实则频繁诱导青年背弃工农立场，甚至与之产生对抗。他们肆意干预招工、招生、征兵等政策的执行，大力推动知青下乡、农民进城的浪潮，对国家的劳动就业规划造成冲击。因此，调整相关政策、改进工作方法，并彻底清除这些有害思潮和负面影响势在必行。

第三章深入探讨了缩小三大差异的切实路径，并对知青群体所遭遇的困境流露出深深的同情之情。文章大声疾呼，我们迫切需要积极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重重挑战，并对任何侵害知青权益的行为坚决予以抵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领域，文章提倡全面考量、统筹规划，竭尽全力拓展就业渠道，以期实现全面性的进步。

总体而言，本文在恪守既定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对于过去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这一段历史，坦陈了众多真实而直接的看法。

自该文问世之日起，便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迅速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狂潮。众多支持者纷纷奔走相告，争相翻阅报纸，对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深刻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次全面地梳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脉络，向广大读者展示了真实的历史画卷，深情地传递了知青及家长们的心声。

位于上海的我在悉心打磨一部长篇小说之际，忽然听闻归国的知识青年们在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及北火车站等处张贴了充满激情的标语。我立刻迫不及待地赶去一探究竟，只见那些标语立场坚定，声音高亢，呼喊着：“坚决支持评论员的文章！”同行中的几位同学也向我透露，关于知青议题的问题似乎即将迎来终结，是时候开始思考重返上海的准备了。

我对该文所阐述的立场持有坚定的异议。该文在探讨“上山下乡”运动时，未能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将运动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全然归咎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增加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难度，还导致了观点上的分歧，使得后续工作的开展愈发艰难。

《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中透露，江苏与福建的代表指出，某些评论员文章与中央的指导方针存在分歧。上海、云南、山东、黑龙江、吉林等地的代表亦纷纷发声，认为该文章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诸多新问题，其影响力不容忽视。尤其是上海的同志在阅读后，即刻向市委领导做了汇报，并敦促市知青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应对可能面临的由上访青年带来的冲击。

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久弥新的反思与深刻理解，历经持续的争议与思想的激烈交锋，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三、回城触发雪崩

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激情浪潮席卷大地的当口，农闲季节的悄然而至，激起了各地知青心中难以平复的波澜。他们的情绪随之起伏，不安与激愤的情绪如同春潮般涌动。

在众多知青心中，对重返城市的向往如同一颗炽热的星，闪耀着对回城的憧憬与渴望。那些着手办理病退或困退手续的知青，早已踏入繁华的都市，活跃在街头巷尾；那些内心深处热切期盼回城的知青，亦已踏上归途，急切寻觅着回家的机会与途径；即便是那些表面上看似无动于衷的知青，也趁着探亲或过年的机会返回城市，至少是为了探听一番形势，“摸摸底细”，期盼着能获得一个确切的答复。

随着255万知青顺利完成户籍迁移回城市，近一年来，报纸上频繁出现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各地亦陆续举办“文革”期间受害者追思会。特别是自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广泛展开，众多身心状况敏感的知青们，凭借各自独特的亲身经历，审视着那段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客观而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实际上，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知青们回归城市的诉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乡愁的旋律在心头回荡，此刻，重返繁华都市已成为众多知青共同的夙愿。他们已无法容忍那些空洞的言辞、陈词滥调，以及那些遥不可及的“豪言壮语”。面对那些试图让他们继续扎根农村的劝说，他们的耐心已被消磨得所剩无几。

当有人怀着善意提出忠告，对方往往以简短的反问回应：“若你真认为下乡有益，为何不亲自去体验？我已经投身其中十年，现在轮到你亲自感受这份美好。”此言一出，劝诫者往往无言以对。他们不仅满腹牢骚、情绪激动，更是不愿再被动等待。带着改变命运共同体的强烈愿望，他们团结一心，自发甚至勇敢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行动。

正是在这一深远的历史脉络中，一连串备受瞩目的历史事件相继发生，包括广为人知的“云南知青抬尸游行、集体下跪”以及“新疆阿克苏知青绝食罢工、上访请愿”等系列抗争行为。

悲剧的开端，源自上海女知青徐玲在橄榄坝农场医院分娩时遭遇的严重医疗事故，不幸导致母子俩双双离世。消息传出后，知青们纷纷涌向医院，数十辆手扶拖拉机、铁牛55型与丰收35型拖拉机依次排列在医院门前，引发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抬尸游行。事件迅速传遍各地，罢工、绝食、请愿和上访的浪潮如同潮水般席卷而来。在那个时代，我作为一名知名的知青作家，在事态逐渐平息后，参与大返城行动的几位知青纷纷给我寄来信件，详尽地描述了他们在冬春交替之际所经历的日夜。其中，一些信件内容详实，篇幅甚至超过二十页。

岁月如梭，众多文献纷纷记录下了这段历史佳话。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无悔》一书中，收录的纪实作品《我们要回家》以及成都市作家邓贤的著作《中国知青梦》，均以细腻的笔法，生动地呈现了昔日云南知青大规模返城的壮阔历程，让世人得以一窥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受云南知青运动的影响，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上海知青在垦区14团亦秘密筹备起行动。他们借鉴了云南知青的诉求手段，诸如请愿、绝食、罢工，并在上访过程中大声疾呼，或在街头露宿以表达诉求——然而，新疆知青在返回城市的征途中，却遭遇了一条更为漫长、更为崎岖的道路。众多问题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得到解决。时至今日，尽管已过去二十余载，人们普遍感受到，面对的仍旧是相似的知青返城风波，但云南与新疆所采取的策略却判若云泥，这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结果。

二十余载时光荏苒，赵凡与刘济民这两位高层领导亲自引领，见证了云南与阿克苏地区知青返城的重大历程，并纷纷挥笔著文，回顾那段历史。赵凡所著《忆征程》一书，正是对那段岁月的深情回顾。（详见赵凡著《忆征程》，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刘济民的作品《秋韵集》亦承载了相同的情感。（详见刘济民所著《秋韵集》，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2002年首版。）在他们的文字中，那些知识青年为争取回城权利而集体跪拜的感人场景被生动描绘，令他们深受触动，此情此景，终身难以忘怀。

在那个年代，大批青年响应号召参与上山下乡，心中都渴望着早日返回城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只有云南和新疆地区的团场知青，尽管月收入甚微，却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而那些通过艰苦劳动赚取工分的插队知青却未激起丝毫波澜？

看去，那里是水利4团，再往前走不远，便是水利3团。昔日知青的汇集之地，自1师1团的建立，至20团的设立，如今已遍布于景洪、勐腊、勐海三县之间，其密集程度，令人咋舌。知青们的每一个动作，消息便如同闪电般迅速传遍整个农场，传播速度之快，甚至超越了广播。

在那个炎炎夏日，我受阿克苏旅游局诚挚邀请，踏上了对阿克苏地区丰饶旅游资源的深入探访之旅。途中，同行者向我细致描述着连绵起伏的棉田，言语间流露出深深的敬意：“看这些，无不凝聚着昔日知青们辛勤汗水的结晶。从七团到十二团，再到刚刚路过的六团，从一团的发源地到十六团的终点，十六个团场，无一不是沿塔河两岸错落分布。”我立刻领会了其中深意，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准军事屯垦模式，加上密集的安置策略，让连队与连队、团场与团场紧密相依，数万名知青得以高度聚集，交通便捷，交流密切，信息传递迅速无比，为知青们的聚会、商讨、舆论制造和共识形成，创造了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尤其是那种具有准军事性质的连队、分场、农场、农场局等组织架构，在回城潮流中，更构建了一个有效的组织体系。

不仅云南与新疆的知青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期，上海的回沪知青也趁着元旦、春节返乡的机会，纷纷聚集在市革委门前静坐、集会，强烈要求得到接见，以期解决他们返沪的问题。事态不断升级，直至1979年2月5日，在上海火车站的共和新路道口，发生了拦阻火车的卧轨抗议事件，众多围观者使得沪宁、沪杭铁路的关键通道被堵塞了长达十多个小时。尽管当时尚未全面开放，但受堵列车上均有外宾，因此这一事件在当时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同样，在南京市委的大门前，一群源自苏北的知青们正急切地争取回归都市的权利。而在杭州市委的院落之中，众多知青们亦聚集一堂，纷纷表达他们渴望重返城市的强烈意愿。江西南昌铁路局的职工子女们，齐心协力，集体向局机关上访，力求实现他们回城的夙愿。重庆的知青们将劳动局的干部团团围住。天津、哈尔滨的知青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9页）在全国各地，知青们纷纷发起请愿、进行静坐、组织游行和召开集会。一股回城的浪潮如同雪崩般迅猛扩散，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一一显露无遗。

四、落幕

实属幸甚，尤为关键的是，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实事求是的精神传统得以重振，从上至下，整个社会齐心协力，直面并着手解决知识青年问题。

1979年，我国众多农村地带仍存有超过六百万的知识青年尚未返回城市。在这庞大的群体中，通过招工、招生以及病退等多种方式，大约有395万人得以重返城市生活。尽管国家计委原先计划安排80万知青上山下乡，但经过一番艰苦的动员，实际前往的仅限于上海、宁夏、西藏三地，人数约为24万余人。年末的统计数据揭示，农村地区依旧保留着247万知识青年，其中，投身于插队生活的知青人数接近76万。（摘自顾洪章、马可森所著《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纪事》第181页）

因创作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而身陷囹圄的张扬。

因创作那首深受广大知青传唱的《南京知青之歌》而蒙受了长达十年的铁窗生涯，任毅的经历不禁令人唏嘘感慨。

步入晚年的张扬已跻身湖南省知名作家的行列；与此同时，任毅则投身商界，致力于外贸市场的拓展。他曾向我详细地述说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那些零星的细节至今仍清晰如绘。

1980年，遵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战略规划，我国决定对即将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实施一项全新政策，即不再组织或推动他们参与上山下乡的活动。到了1981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一政策变革，并随即促成国家劳动总局与国务院知青办合并，实现了合署办公。具体而言，国务院知青办、农副业办公室以及劳动司就业处合并，共同组成了新的就业司，负责解决知青工作的遗留问题及后续事务。尽管内部机构进行了调整，国务院知青办的对外名称仍得以保留。随后，全国各地及各级知青办亦陆续开展了撤并工作。

至此，历经十年的波澜壮阔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27年的知青议题，已然落下帷幕。自此以后，劳动部门始终坚持负责到底的原则，逐步着手处理知青遗留问题。

随着本文行将落幕，我愿再追加三个至关重要的“最后”事实，以期对中国知青的描绘更为全面与详尽。

终章的辉煌。1979年8月17日至29日，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周的座谈会。此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34位上山下乡的杰出知青代表共聚一堂。这些代表中，年岁最长者已届39岁，最年轻者亦不过23岁。在众多代表中，有28位同志的下乡经历已逾十年。

在参会的代表行列中，既有在文革前就享有崇高声誉的知青前辈，亦有人在文革期间崭露头角，成为先进典型的佼佼者，更有那些深入基层、扎根沃土的杰出人物和新生力量。2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们，并与之合影留念。此次会议的宗旨在于，通过宣传报道，彰显先进人物的榜样力量，激发青年志士胸怀天下、投身国家四个现代化的热情。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编纂的《真实的故事》一书，收录了这34位知青的感人事迹，成为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的知青英模集。

回首往昔，不难察觉，塑造这些典范，实则着眼于政治上的积极宣传，旨在在遮掩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同时，争取更多时间，逐步解决知青问题。实际上，在参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杰出的典范与知名人士远不止86位。正如每场重大历史事件之后，都会经历一番筛选与淘汰，泥沙俱下，总有少数人成为历史的殉葬品。在知青群体中，有些人曾一度备受推崇，登上显赫的地位，然而在失势之际，也难免遭受重创。幸运的是，随着这一运动的落幕，所有这些过往，都已如烟云消散。

其二，即最后返城事件。1985年4月22日至29日，一群曾在山西务农的北京知识青年，于北京市委门口连续静坐八日，并高举“小平同志救救我们”的口号牌。与此同时，胡耀邦正在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手持展示山西知青静坐场景的报纸提问：“中国是否即将再次经历文化大革命？”此事件不仅见诸报端，亦在广播中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本事件涉及的是1964年至1965年间前往山西参与插队的老一辈知识青年，以及文革时期自京津地区来的知青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忻州、原平、定襄等三个县市，并在当地得到了相应的安置。然而，安置后的知青们在居住条件、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婚姻状况、职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均面临着诸多不满与实际困境。（详见李建中著《回眸·思考·述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这些群体原本与北京和天津有着深厚的渊源，如今却与这两座繁华都市维系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与那些已返回京津的同行相比，他们普遍感受到了不公与不公，进而发起了一系列抗争行动。这一抗争历程历时近三年，直至1987年年末，山西境内的一万余名北京知识青年才实现了大部分的返城愿望。这无疑是最后一次有记录的返城事件。

第三点，涉及知青政策的最后问题。这主要关涉到知青在插队落户期间工龄的计算问题。正如我先前所提及，在返城之初，江西农场的知识青年便提出，他们在农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应当被纳入工龄计算之中，这一诉求也得到了省劳动局的肯定与支持。

步入七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着手对工资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其中，计算工龄的规定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一变动直接触及到每位个体的切身利益。在此背景下，那些曾经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的工龄问题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知青们纷纷聚集一堂，对此热议纷纷。到了1982年7月，北京市新技术研究所等53家单位的92名原插队知青，勇敢地向国务院知青办公室提交了联名信，强烈要求将他们在农村插队的时间计入工龄，以便能够抓住国家难得的调资机会。《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第209页。

1982年10月7日，湖南株洲的湘江机器厂办公室秘书萧芸，经广泛征求周围知青的意见，向各级领导呈递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件。在信中，她揭示了知青群体普遍面临学历水平不高、工龄较短以及技术能力不足等诸多困境，并紧急要求消除“下乡吃大亏”的陈旧观念，着重提出解决工龄补偿的迫切需求。（参见《一封关于调整知青工龄政策的信件》，《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这一现象引起了各地知青的广泛共鸣，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将相关信息反映给了相关部门。

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深入调研和广泛征集社会各方意见，历经重重挑战，1985年6月28日，劳动人事部正式颁布文件，成功解决了“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龄计算这一历史悬案。

我坚信，这项惠及广大上山下乡知青的方针，实乃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理应被铭刻于史册之中。在与众多老知青的深入交流中，我发现他们虽知晓插队落户的经历可被计入工龄，但对于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时间与解决方式，多数人却描述得不够清晰。鉴于此，我有责任对此进行详细的补充记录。

作为二十世纪震撼人心的伟大壮举，这场历时27年，深刻影响1800万青年、触动十亿国民心弦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历经坎坷，终迎来其历史的落幕。

当它缓缓落下帷幕，四周陷入一片沉寂，无声无息，没有掌声的回响，没有闪光灯的闪耀，更无鲜花的簇拥，亦无欢呼声此起彼伏。唯有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失落、困惑与无尽的追忆，静静弥漫。成千上万的知青将他们的青春、热血、汗水、泪水、欢笑与泪水，连同理想与无奈，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心灵亦遭受了刻骨铭心的创伤。

它已属历史。

让它成为历史吧。